2020年，一个从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的年份。

也许当我老了、病了、卧床不起时，会回忆起这一年。不知道2020在我的人生中，是否算得上值得记忆的一年。但现在，我把它当做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粗略地回顾一下我大约过半的人生。

小时候，我几乎就是爸妈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小孩”，聪明、学习好、懂事。

 “这孩子一看就知道特别聪明”， 一些初次谋面的长辈，很喜欢这样形容我。

那几年间，我甚至讨厌别人用“聪明”来形容自己。我的内心活动大概是：“为什么他们只看到我的聪明，难道我不够努力吗？”

难道我不够努力吗？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还在问自己。

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努力的人，或者说，我好像确实不是特别地努力。

努力是什么？怎样才可以算作努力？它的标准是什么？恐怕没人能说清楚吧。

硕士阶段，我跟着科里的老师给师弟师妹们上实习课。

一个班级被分成了三个组，10人一组，每一组围成一圈。第一个人抛出一个话题，比如“你是否戴眼镜”，是的人站出来，否的人继续坐着。

我仍记得课程的最后，带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你从这次活动当中得出什么感想？”

我的答案是“了解自己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在场的同学当中，有一些点头，老师却一脸疑惑，直到我再次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问题，每个人小时候都疑惑过，即使没有问出口。

然而长大以后，大多数人不再去想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个社会早已给了我们答案，他们亦欣然接受。

那个老师就是这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而点头的同学跟我一样，还在迷茫和寻找：自己是谁？将要去往何处？

当我已经到了当年那个老师的年纪，仍在寻找答案。而身边的大多同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中极个别人或许已经找到了答案，其他的却是干脆忘掉了问题。

为何我会耿耿于怀？

在我已然接受“每个人都不相同、都是独立个体”的前提下，却仍旧觉得自己是“少数派”，究竟为何？

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也忘掉了这些问题。

那时的我是一枚典型的“社畜”，家庭角色生来固定，社会角色也已被定义好，留给自己不多的时间，大多用来休息和放空。游戏、动漫、综艺、泡沫剧，偶尔一些朋友的聚餐，足够填满剩余的时间。

读书和思考，是没有余力去做的事。

于是，我盘点了前半段人生中，最喜欢的几个阶段，试图找回真正的“自我”。

第一段是大三后半学期，彼时我已经由学校本部搬到附属二院，临床的理论课在这里完成。面对着枯燥无味的内外妇儿课，我的主要精力却在那些“无用”的闲书上。

那个学期，我看完了校图书馆里，所有能找到的阿加莎和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看了一些官场和职场小说，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书。

这些为我后来成为“学渣”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但却是我大学七年间，最快乐的一个学期。在这些书里，我找回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不再一边背着书包走向自习教室，一边骂自己是“学习的傀儡”。

我不想否定中国的医学教育，只能说，自己真的不适合。

医学需要经验、讲求严谨，它并不是全无逻辑，一门科学不可能没有逻辑。只是国内的医学教育，在人文思考方面，几乎是空缺的；其次，即使不追究“为什么”，只要“记忆好”，也足够应付考试、顺利毕业。

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行业能最终走上神坛的人，不只是靠“记忆力”，一定有他的内在逻辑和思考。

所以，我只是不适合。

这个答案，在离开医院和医疗体系之后的人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第二个阶段，是13年的春天。

那时我在北京的一家医疗公司做数据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份当作过渡的工作。一周五天、朝九晚五，虽然上下班路上要用去一些时间，我却可以充分享受休息的时间。

至今仍让我难忘的，是一个极普通的周末。

我与另外两个女孩在东四环的一个小区合租，这里是旧时北京纺织厂的宿舍，大多是板楼。一到天气好时，很多老人会在楼下晒太阳、打牌或聊天。

那一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初春的温暖使得小区里的桃花和杏花相继开放。我在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买了冬瓜和排骨，准备回家炖汤。

走到楼下时，遇到了一只被我叫“小黄”的狗。小黄是一楼食杂店养的泰迪，略怕生，他会躲在主人的身后，朝路人狂吠，典型的“狗仗人势”。直到我快要搬离这个小区，小黄才敢对我翻肚皮撒娇。

到家后，用我唯一的电锅，煮了一锅冬瓜排骨汤，只放了盐。捞出干货后，用高汤煮了面条。就这样一碗高汤面，我却吃得心满意足。

没有什么比一个温暖的午后，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吃一餐自己喜欢的食物，更让人满足的事情了。

曾经有大学同学在我的住处暂居时问我，“你为啥放着家里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吃苦？”

苦吗？我没觉得。

独立、自由、自给自足，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若干年以后，几次换工作期间预留了几个月用来长途旅行，突然发觉我喜欢漂泊的感觉。不知该如何形容在大巴转飞机、飞机再转火车后，我疲惫地靠着候车大厅的柱子，看着眼前匆匆往来的旅客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这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令我兴奋。

最近一次，是15年初到深圳的前半年。

深圳是个温暖的地方，一年中的9个月在过夏天。比起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深圳太舒服了。虽然深圳的科技和互联网业很发达，“加班文化”盛行，但综合幸福感高很多。有北京和深圳两地长期生活工作经历的朋友，一定明白这种感受。

我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我的职业生涯里规模最小的一家公司。老板是一个拿了父亲几百万，自称“回国吃苦”的富二代。不言而喻，公司极不靠谱。

然而正是这阶段，我体验到了人生中的另一番乐趣。

那会我上班在市中心周边，房子租在地铁两站距离的小区。下班后，我经常步行到市中心的商业区，看一场电影，再坐地铁回家。

常常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走出地铁站，再步行七八分钟到家。路上会经过一段比较繁华的商业街，饿了还可以吃个夜宵。到家以后，洗漱、睡觉，可以睡足七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起床去上班。

那半年里，院线稍微热门的电影，我几乎都看过。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尝试写一些连贯的故事。可惜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渐渐搁置了。

这三段经历使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对于格子间里的名利之争，我丝毫不向往。比起每天不停地奔跑，努力地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

我其实完全可以跟其他社畜一样，假装不知道老板大多是把自己当皇帝的傻X，假装看不懂中层之间的明争暗斗，假装身边没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没有绿茶婊、没有马屁精。

然而我的底线，是让自己不成为这样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你想要“出淤泥而不染”，淤泥不同意：“我们所有人都为了生计混沌着，凭什么你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当你破坏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你才是异类，才应该被排除。

即便你向这个世界宣称，我只想“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它也会为你展开一张笑脸，却用冷酷的眼神暗示你：“我不相信你虚伪的鬼话，欲望才是一切的真相”。

2019年，我彻底离开了这个格子间。

既然不能强迫自己带上虚伪的面具，就把战场留给热爱战争的人们，去做一些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然而这一切的计划和打算，都被2020打乱了。

在一场意外到来时，“控制”与“失控”开始博弈。

我习惯于控制，控制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每一样东西。大到人生的规划，小到一把剪刀的位置，我都可以脱口而出。

好在当“失控”来临时，焦虑却没有如约而至。我相信，那些年行过的“万里路”和读过的“万卷书”，开始发挥作用了。

我开始感谢内心的一些“偏爱”。

比起金钱至上，我更偏爱以德服人；比起欲望横流，我更偏爱淡然处世；比起固执己见，我更偏爱灵活应变；比起依赖从众，我更偏爱独立思考；比起被迫合群，我更偏爱独善其身；比起追求稳定，我更偏爱居安思危。

这些偏爱，让我没有变成当年“自己讨厌的那个人”。

这个“躺在家里为国家做贡献”的春节，我开始频繁梦到过往的一些经历。当记忆慢慢翻涌，一些压抑在心底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我又将去往何方？

这些问题再度被想起。

于是我开始尝试回忆自己短暂而不算简单的人生，试图从中找到些许答案。

这一次，习惯“控制”的我打算放下“计划”。没有目录、没有提纲，想到哪里就写哪里。写作，本来就是一件自由的事情。

“每一段记忆定有其内部逻辑，但他们之间的顺序，大可不必强迫。更早出现在梦境中的过往，必有它的意义，任由记忆的碎片追寻即可。”

这便是我继续连载的原则。

——2020年3月13日 于成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