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两年任期回国以后，我读到了《贫穷的本质》一书。这让我带着更为理性的眼光去反思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并通过这个国家重新认识非洲这片大陆。
所幸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用很固执的偏见去认识这里的人和事，——即使在一开始发现看到的和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用了“所幸”一词，是因为没有偏见让我有了足够的包容心去观察甚至欣赏这个国家的一切现状，也让我有了足够的慈悲心去站在历史的背景下理解他们的现状，而不是用嫌弃和评判来对抗现实、消耗自己。
这也是我在开始我的描述之前想表明的立场和态度：希望你能以客观、冷静、尊重、平等的基调解读我的描述！
我当然会不可避免地谈到我的意外甚至失望，请理解我作为人而不是机器在接触到一个跟过往认知不相符的现象时，必须先有个消化和过滤的过程，但是请不要替我代入傲慢、鄙视、嘲讽的语气。
我认为这样的约定很有必要，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合作准备一次会议的时候，我跟华人合作方敲定议程细节，告诉对方：因为外方代表来得比较多也比较杂，我们最好在现有计划的基础上预留半个小时。
对方马上“心领神会”地浮起一脸不屑的嘲笑，“附和”我说：“对对，还是你了解他们，他们这些人的确是不靠谱的！”
我愣了一下，有点哭笑不得，我并没有想让他“意会”到那个层面，只是组织会务的习惯性思维，把能考虑到的一切因素考虑在内，这样不至于使计划偏差太多，让自己陷于被动。当然，我也还没有天真到去跟他较真和辩解，这样习惯默认的态度是司空见惯的。
你看，面对面交流尚且如此，文字交流就更容易被恣意解读了。
我希望你能通过我的眼去真正地“看”那里的人和事。我们还可以把他们作为一面镜子，反观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底层逻辑，你甚至会发现，从表象上看，我们的确早已摆脱了那样直观和具体的贫穷，但实际上，很多人内心深处依然有着那些贫穷的烙印，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分到了时代的红利而摆脱了物质上的贫困，却也因擦不去那些烙印而注定分不到更多的红利。
在外的两年，我常常能体验到一种类似穿越的感觉，在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环境的背后，看到我们祖辈和父辈、甚至现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某些人群的影子。
达大孔院的教学楼是中国政府援建的，两层，2000平米，有大小11个教室（含一个语音教室），图书室、会议室、办公室、休闲区一应俱全，空调、电脑、音响、办公家具全部到位，这样的硬件环境，据说在全球500多所孔院中也算得上名列前茅。
2018年11月，中国驻坦大使郑重其事地把一把象征使用权的大钥匙交给了马古富力总统，我们在一整天敲敲打打的狂欢之后正式搬进了这幢大楼。
跟五年来我们借用的商学院的那几间拥挤不堪的小办公室相比，孔院大楼的条件可就好太多了，现代、气派、干净、漂亮。
秘书韩凯琳终于坐在中外方院长办公室之间的那个秘书办公桌前时，手按在胸口一脸满足地说：“哦，我们终于搬进来了，我的梦啊！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好好感受一下我是真的在这里了。”
都说人是会跟着环境自动改变的，到了低俗的环境就变得低俗，到了高雅的环境就变得高雅，然而，在这座崭新的大楼里，我们随处看到的，都是脱了鞋光着脚、四仰八叉的学生。
我们在搬家之前小心呵护的真皮沙发、亚麻座椅，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跟草地、大石块、马路牙子一视同仁，比《昨天 今天 明天》里的黑土大叔还彻底，一落座就脱下鞋子，跟睡自家的泥地床一样舒坦。
你从他们身旁经过，他们就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你，没有表情，没有反应。
有次TBC的记者丹尼尔来采访，准备做一期节目，向民众介绍中国援建项目移交之后的使用情况。我和他在前面边走边谈，他的助手扛着摄像机上拍下拍，即使面对镜头，学生们依然可以做到泰然自若、宠辱不惊。
Jane在新大楼里走了一圈，忧心忡忡地跑来跟我说：“得想个办法，提醒他们要爱护我们的大楼，不然的话，你看着吧，两个月！这些人两个月可以把这里毁掉！你知道吗？他们居然会在真皮沙发上乱写！墙壁上都有手掌印了！”
我当然发现了，我没想到他们面对簇新的大楼、簇新的沙发居然下得去手，但她表现得这么“意外”倒让我也有点意外。我问她：“那你说，什么办法会管用呢？”
她还在义愤填膺：“至少要放上警告牌，告诉他们不可以乱涂乱画！”
她是高级行政主管，相当于国内的办公室主任，这其实是她分内的工作。我于是拿起桌上放的一摞席签架，跟她说：“好主意，亲爱的，那麻烦你打印一下，放在这几个架子里！”
但后来这事儿其实还是我做的，原因我们待会儿再说。总之，警告牌放上去以后，效果也不过是聊胜于无。
Jane又一次告诉我，学生们差不多还那样。
我无奈地看着她笑笑：“看见了跟他们说一说吧，我们总不能时刻守在那儿盯着吧？”
学校通过据说很严格的政府采购程序招标了一家保洁保安公司负责孔院大楼的卫生和安全，每天10个人，当然，钱要我们自己出，按人头付。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经常还得备着一些时不时冒出来的计划外支出。
我理解政府采购，但不懂为什么非得是每天都要10个人。两层楼，完全用不着那么多人，我们在国内四五层楼也就保安夫妇俩自己负责卫生。
我跟Jane说他们可以少排点人，一半就足够了。
她告诉我，一幢大楼的卫生有很多工作，玻璃、地板、桌椅、卫生间，都要收拾，他们每个人的分工都不一样，一直以来都这么安排的。
我说，平时我们自己的办公桌可以自己稍微收拾一下的，没那么脏，只要每周末来一次大扫除就够了。
她瞪大了眼睛：“我们？我们打扫卫生？我们是工作人员，不是来干粗活的！再说了，我们有那么多钱，给这些可怜的保洁人员一点钱，让他们有一份收入，有什么不好，夫人？！”
她用一声迥异于往日、郑重其事的“夫人”表达着她隐忍的愤怒，我关于自己收拾办公桌的提议让她感受到了羞辱。
在这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公职人员”，都非常在乎自己优越的身份和地位。
“公职人员”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旱涝保收，意味着有论资排辈的资格，一天的咖啡加网游也有收入，开一次会可以赚一笔外快，时不时参加个聚会可以赚一顿好饭，跟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有跟没有差不多的营生有着天壤之别。
让光着脚坐在豪华又奢侈的17度空调房里的“公职人员”干Dada和Kaka的活，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但同时，旱涝保收的公职人员，做事基本上是看心情的，一天能认认真真地干一件事是非常高效且负责的。
有段时间孔院密集筹备了好几次大型活动，我曾经在一星期之内给了Jane三份预算让她上报学校，结果发现到了活动的前一天她也没有报过。院长问她时，她信誓旦旦地说她问了我三次也没有拿到，所以她“没法上报”。
她在英国留过四年学，但是英文却很不好，公文中语法错误百出，院长让她在上报文件之前交给我把把关，她从此便总是随意修改一下之前的文件就交给我应付差事，有时候连事由都没更改过来。我在几次“修改”之后坚决拒绝再给她的文件“把关”，特别是她上交校领导的文件，我完全不再经手，并且告诉她，该对校领导负责的是她而不是我。
个人工作如此，系统工作也是如此。我们曾经大张旗鼓地就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召集各部门开了一次协调会，决议也清清楚楚，可直到离任也没能执行。
分内之事尚且如此，要做一件额外的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比如说，做警告牌就是一件“额外”工作，Jane拖了又拖也没有动静，我只好请张丰告诉我斯语，然后做成英斯双语的警告牌放在休闲区的茶几上。
秘书路远听说了我关于卫生工作的想法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一愣，然后笑着摇摇头：“中国人太勤劳了！”
他们的反驳让我哑口无言，甚至让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挑剔苛刻、不近人情，虽然我想说我们的钱每一笔都是有计划的，撑不住那么多的预算外开支，但在他们看来，有功夫考虑“明天”和“未来”的打算似乎都是吃饱了撑的，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更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所以我最终也没能改变保洁的计划和安排。
于是，每天上午，楼里楼外穿着统一的橄榄绿色T恤、拿着水桶拖把抹布的保洁工们上上下下忙活的身影，就成了迎接我们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保洁以后的教室里，座位可能还是前一天学生们自习时随意拼接的样子，黑板也不一定擦干净，甚至我们多功能厅用过了三天也没有清扫过，但全楼上上下下每一个房间，所有的风扇都开在最高档，空调一律17度，周一早上的办公室更是冷得奢侈而豪华，因为空调已经开了整整两天两夜！
前一天换的洗手液，第二天差不多已经下去了半瓶，有时候水龙头也会一直哗哗哗地流着水。
每个办公室、卫生间都配有垃圾桶，但是我很快发现卫生间的垃圾桶不见了。
我于是问路远卫生间为什么不放垃圾桶。
他说没必要，手纸直接扔进马桶冲走就可以，放垃圾桶会增加保洁人员的工作量。
我问他：“可是如果马桶堵塞，维修的费用不是更高吗？”
他说：“不会，我们的马桶都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下水口很大，一般不会堵塞。”
我又说：“但是女洗手间必须要放垃圾桶，你懂的，对不对？”
他耸耸肩，说：“我懂，那我让他们女洗手间放进去，男的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后来，女洗手间也只在洗手台下放了一个垃圾桶。
我们经常为用水的事情发愁，自来水三天两头地停。一停水，Jane就来跟我抱怨，该跟那个中国公司联系一下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她说的“那个中国公司”指的是孔院大楼的承建方江都集团，工程虽然结束了，他们依然留了几个人在这里负责维修，合同约定的维修期是一年半。
联系了好几次以后，我才慢慢地弄清事情的原委：图书馆和孔子学院的供水都是由装在图书馆的一个大水泵提供的，抽一次水足够我们两个大楼用一个星期，但是我们往往三天就用完了（我想起了那些经常哗啦流水的水龙头和完全没必要的泼水式清洁）；即使用完了，图书馆那边把水泵的阀门打开就可以。
电工大朱告诉我，他们维修也快到期了，得让他们学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不可能出了问题永远找他们解决。
我给图书馆副馆长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他客气而礼貌地回答：“夫人，这件事不是我的工作，请和我们馆长沟通！”
我又给馆长发信息，她回复我她在开会，开完会她会跟我联系。馆长的响应速度倒是比较快，下午就给我打了电话，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会委托另一个副馆长解决此事。
然而，我们依然三天两天地面临停水。
大朱又一次给我的解释是：那个水泵需要用油，但他们不愿意花油钱，从来也没有加过油。
我问大朱那要怎么解决。
大朱一摊手说：没法解决，只能靠自来水公司了。
Jane还是向我抱怨，让我去看看那些卫生间，说简直要恶心死了。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已经养成了在办公室不喝水的习惯，尽量避免去卫生间。我站起身，盯着她沉默一阵儿，把大朱的话告诉她，然后语重心长地跟她说：
亲爱的，虽然这是你们的国家，但是资源是我们共用的，我们的资源有限，真的、真的需要节约。
水不是拧个水龙头的事儿，电也不是按个开关的事儿！
请你告诉保洁人员，打扫完卫生一定要记得随手关水关电，特别是周末，整个大楼没有人开着电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也很浪费。
她年龄比我大，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大女儿都已经上高中了，但此刻的她看着我，就像一个青春期少女看着她唠叨的中年母亲，眼神里满是无奈，本能地叛逆却又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无奈，最后安慰我似的说了一声“OK”。
但我依然在上课途中看到锁着门的教室里所有风扇在全速飞转，只能打电话叫路远过来打开门一一关掉；依然在周六或周日下午去办公室时，看到空调全部开在17度，整幢大楼里空无一人。
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他们对于纸张的浪费，单面打印就不必说了，完全可以在线上完成的文案修订也是一稿不落地打印出来，甚至，即使是写个电话号码，他们也会从打印机里抽出一张干净的纸，写完以后便随手一撕扔进垃圾桶。
因为经常需要采购，打印纸比较贵又常常断货，很不方便。我便以书法课需要用纸为由，挨个告诉他们用过的打印纸不要随意丢弃，可以交给攀峰，让他发给学生练毛笔字。他们怜悯地看着我点点头，像富贵人家怜悯食不果腹的乞丐。
我们上课的时候，保洁工们就三三两两地坐在楼里楼外的各个角落聊天或者刷手机，几个女工最喜欢的是躺在楼梯下面睡觉。
有一次，我们在一楼的多功能厅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一位国内来的学者经过楼梯口，看到齐刷刷一排光脚丫的时候吓了一跳，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她们是保洁工，打扫完卫生就在那里睡觉。
他非常不可思议地问：“他们不回家吗？就在这里睡觉？”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他们回了家也没事可干。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似乎就这样一直躺到我们下班，再三三两两地撤离；也不知道他们一般什么时候吃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任何一个人吃饭，只看到他们几乎每人捧一个1.5升的大瓶子，一大早就在我们的饮水机上灌满一瓶——我们18升装的桶装饮用水以差不多三天两桶的速度飞速消耗。
但是，会议自助餐到了开饭时间，他们却率先走进我们用教室改造的临时餐厅，理所当然地拿起餐盘去取餐。
我立马让身边的路远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我们的工作餐是按参会人数定的，没有多余的，如果最后有剩下的，可以送给他们吃。
路远给他们解释完以后，他们怏怏不快地放下餐盘，看了我一眼，走出了餐厅。经过我身边时，有人指着我身上统一的T恤问：“夫人，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件T恤？”
我说我们的衣服也是按人头订制的。
他们耸耸肩，撇撇嘴，走了。
其实Jane曾经不止一次地暗示我，他们任何一次大型会议或活动都把所有能“照顾”到的人照顾到。我做预算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人都算了进去，但是需要照顾的人时不时都会冒出来。
后来用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又挤了进来，餐盘装得老高，没有拿餐具。我们准备的是中餐，不知道那些汤汤水水的豆腐、番茄还有黏糊糊的糖醋里脊，他们徒手是怎么吃下去的。
据路远说，最后剩下的食物，他们也全部打包带走了。
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掩饰对于食物的欲望，特别是这种跟平常不一样的食物。
我们在各种庆典、会议、茶话会上准备的点心、蛋糕、水果、饮料甚至矿泉水，从来不会剩下，学生会全部拿走，尤其是像苹果这种在热带算是很奢侈的水果，有的学生一只大手下去会抓起两三个。
还有甜食，他们对甜食似乎天生没有抵抗力。
记得很清楚，70周年国庆的时候，中国文化中心在孔院办摄影展，准备了可乐、雪碧等饮料，我带着我任课的本科班学生观展。我的学生孙贝站在饮料桌旁，一手拿着大可乐瓶，一手拿着一次性杯子，倒一杯，喝完，再接着倒满，喝完，生生地守在那里把一大瓶可乐喝光。
人撤得差不多了，可乐瓶也差不多没有了，文化中心带来的10瓶，只剩了两三只空瓶子，剩下没喝完的和没启封的，全被带走了。
我只是有点好奇，为什么他们那么爱吃甜食，牙齿却白得发光？
除了食物，他们还热衷聚会。
我很遗憾两年间没能参加任何一场婚礼或是葬礼，孔院五周年庆典也因为要带孩子回家休息而早早离场。但据参加过朋友婚礼的同事们说，他们的确非常喜欢聚会，任何形式的聚会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狂欢，可以又唱又跳折腾到凌晨，仪式流程非常冗长。
在任的第一年，我因为主持使馆的新春晚会意外走红，用院长的话来说，成了一名“非著名主持人”。为置办主持需要的礼服和行头，我逛遍了City商圈的各大服装店、Mwenge的服装市场还有以野蛮闻名的卡利亚克杂货市场。
这些市场就是坦桑最接地气的大众生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服装店，聚会用的晚礼服至少能占到半壁江山，而且从礼服、首饰、手包到高跟鞋基本一条龙搞定。
相比而言，City出售的礼服价格是最高的，随便一件都在五六十万坦先令左右（合人民币1600-2000元），质感稍好一些的高达100万左右（合人民币3000元），但即使在Mwenge这样的平民市场，礼服的价格一般也要三四十万坦先令（合人民币1000-1300元）。
我的选择范围并不大，因为大多数礼服对我来说都又肥又长而且奢华得夸张，最后在Mwenge选了一件28万坦先令（合人民币900多元）的礼服。
28万先令，对当地人来说也不算便宜了（保安的月资一般是30万先令），我不知道光顾这些店铺的都是哪些女人，一整套完整的行头需要花掉她们家庭多久的生活开支。
但转年到了4月份，使馆主办中坦建交55周年晚会，我还穿这件礼服时，却发现腰间的蕾丝已开了线，上台前不得不又亲手缝了一遍。
另一场商业主持中，我应主办方要求，去Kariako买了布找裁缝订制礼服，又在一家专门的饰品店里买了一套2万多的首饰，一套行头置办下来只花费了不到8万。
这么算下来，自己买布订制要比直接去服装店里买成衣划算得多。事实上，裁缝也的确是坦国不可或缺的一个职业，除了礼服，平日穿的衣服，人们也会买了布来请裁缝做。
然而，在商圈逛街的女人们经过那些炫目的礼服店时，总是歪头盯着那些闪亮的礼服挪不开眼睛。
也许，为一场期盼已久的狂欢买一件看上去精致的成衣，终究是她们的梦想，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一定愿意走进一家像样的店铺，穿上一件心仪已久的华服，在镜子前流连忘返，然后掏出攒了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生活费，心满意足地离去。
那一刻，她们一定是满足的、幸福的，一潭死水的生活太需要一场狂欢的聚会了，为了这样难得的狂欢，破费一次是值得的，哪怕这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都没有任何着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