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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咱们民族最神圣的祭祀、祭祖节日。这一天，单位放假、学校停课，人们纷纷回家扫墓。我漂泊异乡，路途遥远，未能回去。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看着他乡的人们，三五结队的去祭拜先祖，我心里忍不住泛起对已故亲人的思念。想到了父亲、奶奶还有外婆。想到外婆，也想到了外婆家的麦李树，我的眼睛莫名就湿润了。
一到农历四五月，我们几个表姊妹趁着周末，就相约一起到外婆家打麦李。我不明白为什么叫麦李，老人说，是收麦子时吃的李子。
熟了的麦李有乒乓球大小，向阳的一面呈紫红色，阴的一面还是青的，跟叶子一样颜色 。从来没见过一颗红透的麦李挂在树上，稍红一点，要么被鸟儿啄了，要么被虫子咬了掉落在地。每年麦李收完，地面就落了厚厚一层烂李子。
麦李吃起来酸酸甜甜，摘下一颗半红半青的，还没吃，唾液就先溢满口腔，牙齿忍不住发紧。麦李太诱人，又抵挡不住诱惑，便朝紫红色那面咬下去，“咔”，一股酸涩味直冲味蕾，酸得腮帮子和脑门肌肉紧缩，打摆子似的直摇头。待口腔适应酸味过后，泛起了甜，才用牙齿咀嚼第二下，第三下……吃完一颗，再吃一颗，到吃完第三颗，牙齿就已酸得发麻，摇头摆脑不想再吃。最能吃的孩子，一次也顶多吃上七八颗。小姨见我们吃得不亦乐乎，呲牙“咝～”地一下：“咦～，牙齿都要酸脱。”那模样，搞得似乎比吃的人还酸。
大人吃麦李，先挑一颗顺眼的，在衣袖上擦了擦，吞了吞唾液，像小孩子吃苦药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嘴边，鼓起勇气轻轻一咬，酸味直浸牙床，眉头立马皱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情不自禁地念叨：“好酸，太酸了！”
老人是不敢吃麦李的，最多用指甲掐一点放在嘴里抿一抿，喃喃自语：牙齿都要酸掉落。其实他们牙齿早就掉得七零八落了。他们也就尝尝味道而已。
麦李吃多了，吃饭时，牙齿像没了筋骨，咀嚼东西酸软无力。
历史上有“望梅止渴”的典故，我觉得“望李止渴”毫不逊色。就是想一想，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上涌。
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吃得乐不思蜀，越吃越有味，吃多了反而不觉得酸了。那些日子，麦李就是我们最解馋、最丰富的果品。
八九十年代，我们那穷乡僻壤，交通闭塞，苹果、香蕉等稀罕水果听说过，但没见过，街上能买到的无非就是梨、葡萄、毛桃、麦李……这些本土原生的果实。
外婆家门口就有很大一棵葡萄树，葡萄藤弯弯绕绕地缠绕在几棵麦李树上，麦李树成了现成的葡萄架。葡萄藤与麦李树枝相互交缠，难解难分。一串串葡萄拳头大，像灯笼一样挂在枝条上，颗粒细小，弹珠一样，密密麻麻，熟透了也是青的。没熟之前能酸掉大牙，熟透了甜丝丝的。摘下一颗送到嘴边一挤，葡萄肉钻进嘴里，只剩下葡萄皮留在指间。我们几个男孩子时常顺着麦李树，爬上葡萄架，悠然自得地吃葡萄，看中哪颗摘哪颗，树下的表姐表妹，眼巴巴的望着，气急败坏。
最有趣的当属摘麦李。
我们几个男孩，肩挎一只小竹筐，光着脚丫，爬上高大的麦李树。像一只只小猴子，从这根枝丫翻到那根枝丫，把一颗颗麦李摘下来放入筐里。看到特别红的，就一口吃掉。大家嘻嘻哈哈，外婆在树下不停地喊：“注意点，不要往树梢上爬，当心断，摘不到的就别摘啦。”我们哪里听得进去，自顾自地爬上爬下，累了一身汗，也不愿下树歇息。
别看麦李树枝又粗又壮，其实并不结实，稍微往细一点的枝梢上一踩，就能听到“咔嚓”脆响，一不留神就会摔下来。表哥的屁股蹲儿，至今都留有一道疤，是枝干断裂，摔下来时被断枝划伤的痕迹。
摘不到的麦李，外婆就找来一张床单、一根长竹杆。床单打开，四个人各拉一只角，接到麦李树下，一个人用竹杆敲打树枝。麦李受到惊吓，纷纷争先恐后往下跳，噼里啪啦落入床单里，有几颗不听话的捣蛋鬼，偏偏要蹦跳到地上、草丛里；还有几颗更调皮，直接砸向树下面的脑瓜子，像老和尚敲了下木鱼“咚”。大家哈哈大笑。
摘下来的麦李，不可能全吃了，也吃不完，要拿去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基本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经济作物，这几棵麦李树成了外婆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当时，在街上买卖的麦李大部分出自向家堡。
外婆家就住在白泥村向家堡，整个堡大部分都姓向。这些麦李树就种在外婆家屋后的山坡上、土坎边，很大一片，上百棵。麦李树长得又高又大，枝丫胡乱的延展着，遮天蔽日。听说，这些树有些年头，外婆嫁过来时就有了。起初麦李树属于一户地主家的，土改后，归了生产队，分田到户时，便又分给了社员，外婆家就分了大大小小二十几棵。
其实，原先所有麦李树都属外公家的。外公的父亲我叫太外公，民国时期是个大地主，还是个土匪头子，这一片土地都是他家的。他一生娶了三个姨太，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两男一女，外公是大姨太所生。
解放军打过来，听外婆说，子弹打在土墙上，“啪啪”作响，他们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土匪打不过，都缴械投降了。太外公是这一带的匪首，害怕被解放军抓住秋后算帐，就自己了断了。家里的财产、土地全都充了公、麦李树也归了公家。外公因为老实忠厚，没有参加太外公的匪帮活动，最后评了一个富农成分。
成分不好，人又老实受人欺负在所难免。外公能忍受欺负，外婆可是地道的贫农，她才不怕别人。外婆生过十个孩子，养大成人六个，三男三女。那时候，国家医疗不发达，孩子生得多，夭折得也不少。为了护住几个娃，外婆没少跟人干架。别看我外婆身高才一米五，身材瘦小，但她有一张不饶人的嘴，骂起人来，没人能招架。村里的人与之交锋过，都甘拜下风，以至于母亲六姊妹从小没人敢欺负。外婆家的任何东西别人也不敢随意占便宜，包括山林里的柴火。
外公去世时我才九岁，小舅还没成家。我对外公的印象仅限于家人的讲述。外公有个绰号叫“不作数”。他是实实在在不作数，那真叫一个不靠谱。听人说，外公去赶集，别人让他代买东西，他一口答应，毫不犹豫。到他赶集回来，别人来取东西，他就把早上别人给他的钱原封不动的退给人家，说没买。别人问他为啥不买，他说怕买不好。别人说你买不好不要答应呀，他说我不答应要得罪你。这样的事发生几次，就得了一个不作数的名头。
外公除了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家中大小事务全靠外婆操持。不仅要管好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起居，生产队的活计也不能耽误。在集体劳动中，虽然挑抬之类不如男人，外婆手头上的活计不输任何人，经常拿到五好社员的奖章。里里外外地忙活，久而久之，外婆就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行事利索，走路如风。
我们家是外婆众多子女中，家庭条件最差的一个。我妈排行老五，外婆叫她“五儿”，是外婆最心疼的女儿，我们也是她最关心的外孙。我妈三姐妹同在南坝村，从外婆家出来，七拐八弯的小路步行四十分钟就能到达。外婆背着背篓，牵着小表弟，像是踩着风火轮赶来了。背篓里装着三袋麦李，三个闺女，每家都要送去一袋。她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手绢，打开，里面是一卷面值十元的钞票。外婆挑出五张给母亲，说：“这拿去买米，五荒六月的，别饿着孩子。”
接着又叮嘱：“别当你姐妹讲我给你拿钱了。”
麦李的价格八毛一斤，按当时的工资收入，这价格相当可以。可其它的物价也不便宜。
外婆放下一包麦李，饭也不吃一口，拖着小表弟马不停蹄地又去给我的两个姨家送李。她风里来雨里去，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小表弟是小舅的儿子，小舅排行老九，继承了他爷爷的匪性，在外面瞎混，被请去当了几年“兵”。小舅走后，小舅妈便出门打工，把五岁的小表弟丢给外婆照看，因此，小表弟便成了外婆的小跟班。
下雨天，泥巴路泥泞难走，外婆脚步匆忙，脚上一滑，摔到路坎下，她这一下摔得不轻，小表弟使出吃奶的劲都拉不起来，他便转身跑回去找人。要不是有小表弟在身边，这大冬天的，一身泥水，外婆肯定冻出病来。幸好，外婆只是扭伤脚踝，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外婆火急火燎的性格到老了都没改变。
我爱人怀孕时，想吃酸李，外婆知道后，拄着拐杖，背了大半背的麦李送到我家给爱人解馋。接过外婆的背篓，我发现外婆花白的头发上还有掉落下来的麦李叶渣。想必，她老人家摘好李，就紧赶慢赶地送来了。
彼时的她，八十有余，走路都需要拐杖。麦李树那么高大，她又是如何打下那么多李子的？这些年，麦李的市场份额被越来越多的外来水果所取代，酸李没了销量就不值钱，加上麦李树年岁已高，没人打理，结的李子稀稀疏疏。外婆从那么高的麦李树打下这些李子，肯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作为母亲的母亲，对待孩子的孩子的那份心，是每个母亲发自内心、刻在骨子里的原始疼爱。
外婆走时93岁，油尽灯枯。我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子女，外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到她临终时，一直念叨她的“五儿”，她最放心不下的也是她的“五儿”。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一位母亲，她无可挑剔。
外婆一生近百，为家为子女操劳一辈子，却没享到一天福。她的子女辈、孙子辈没有一个尽到孝心，每一个都过得差强人意、自顾不暇。
历经三四代人的麦李树老了，也累了，像风烛残年般的老人，把儿女们抚养成人，便独自老去。它见证了几代人的兴衰变迁，也完成了属于那个年代的使命，在大家不再需要它的时候，选择了功成身退。
曾经满是麦李树的山坡，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漂亮的楼房和宽阔的水泥道路，再也找不到一棵麦李树的影子。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麦李树不见了踪影，它却同外婆一样，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底，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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