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多次大起大落的个人经历，儒道禅三家思想的熏陶，对现实功名利禄的宠辱不惊以及超脱世俗，旷达清奇的人生态度等等，使得他逐渐改变看待世俗的角度，达到追求物我合一的超然境界，体悟出“随物赋形”的哲理，从而提出“随物赋形”的文学创作理论。

他认为为文可以像漂浮之云、流动之水那般无所拘束，于所当行处且行，于所当止处且止，并不是不要文采，而只是要出于自然，“随物赋形”，如此方能塑造出鲜明之象，充满灵动之趣。

作于黄州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正是体现“随物赋形”的典范之作。“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开篇两句描写江城地面湿热草木茂盛，随后引出幽寂雍容的海棠花。诗人将海棠比喻为“佳人”，她风姿天然，孤芳自赏。

一面写海棠花清秀美好，流畅地写出她于不同场景下的姿态神情，一面又以幽默的语言写自己与海棠相遇，以花之娇美与人之衰朽作对比。当时遭遇贬谪，逍遥自在的东坡遇见了她，正是彼此相照，感慨颇多。他寓情于物，自喻为孤芳自赏的海棠花，运用比喻、对比等手法，从多角度、多层面抒发自己无限的愁绪，从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由此可见，苏轼在创作过程中根据灵感的不断涌现，写心中之所想，文势顺畅，思想感情亦自然灵动，全诗表现手法多样且极尽曲折变化，诗句之间正是呈现出了“随物赋形”的文学观念。“该诗无论状物写人都表现出很强的层次性，写花是空间性，写人是历时性，都率意独至，意到笔随，随物赋形，从容自然，表现出超妙的艺术本领”。

又例如题画诗《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自然质朴，不加雕琢。诗句再现了原画的画面，尽显自然之态，又准确传达出其中意境。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好为艰深”。他赞赏诗的“奇趣”，却严厉指责那些“求深务奇”，以至“怪僻而不可读”的诗作。再如小诗《东坡》，虽短小简洁，却也体现出了“随物赋形”的思想。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此诗文笔精致流畅，自然脱俗，描写了夜晚时候诗人在坎坷的路上行走，经过雨水洗礼后月色清明，路上悠闲漫步的尽是山野之人。尽管山坡的路坎坷难行，但诗人就是喜爱拄着拐杖铿然的声音。全诗灵动自然，一气呵成，写景状物变化多端，情感跌宕起伏。此时苏轼陋居于东坡，其心态已经逐渐开始转变，他超越苦难与世俗，以清奇自然的语言抒写超然的情感，呈现出清明旷达的境界。

还有苏轼笔下著名的咏物五首《小圃五咏》，其中所咏的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青荑春自长，绛珠烂莫摘。短篱护新植，紫笋生卧节”咏枸杞，“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咏人参，“绛囊悬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谓蓬荻姿，中有药与粮。舂为芡珠圆，炊作菰米香”咏薏苡等等。此五首诗无一不将所咏之物的外在形貌与内在性质描绘得淋漓尽致，皆显示出苏轼“随物赋形”的高超造诣。

还有如《南堂》《红梅三首》《海棠》等诗文，都体现出“随物赋形”理论观念和哲学思想。自贬谪于黄州时期，“随物赋形”说正式形成，随后苏轼的各创作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超脱俗世，自然流畅的“随物赋形”思想。实际上，黄州之贬，苏轼实现了观照对象与观照视角的双重转变由社会转向自然，由功利转向审美。正因为这种转变，苏轼摆脱了被贬黄州的世俗情累，以超旷的审美心态心与物游，呈现出洞达天机的超然与轻松。

苏轼的诗词文作品多表意流畅自然，驱于心中灵感而作，如奔腾之水一般喷涌而出。虽表现方式曲折多变，情感层次变化丰富跌宕起伏，而文之气势顺畅，以自我与外物融合与一体的状态，顺应外物的千变万化，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自黄州贬谪之后，由于心境的变化，苏轼所作之诗词文皆表现出“随物赋形”的文学创作观念。既顺应自然外物，又不拘束于此，常能别出新意，使得文章作品呈现出一种超脱世俗的自然之美，浑然一体而境界高妙。苏轼的“随物赋形”说之内涵意蕴以及在大量作品中的具体展现，都对后人的思想境界，对后世文学流派的发展以及对整个文学文体都影响重大且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