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线电厂是个军工厂,做军工电话机的,我爱人也在这个厂里工作,当时我们女儿都两岁多了,我选择转业回来,主要是为了孩子读书。我们这里黄冈中学很有名的,孩子将来学习好,高中可以上黄高。16岁去当兵,当了14年兵,1984年转业回来,那年我正好30岁。在部队我是连指导员,一直在搞人的工作,你不懂生产和技术嘛,就在政工搞劳资关系吧。转业时我是行政21级,属于连长级别的,我们厂长是1949年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我跟他一样的级别,但比他的工资还高一点,他一个月62块,我是63块4。回来才两三年,1986年企业改制,改制后行政级别没有了,以前的级别国家不承认了。我是带着行政级别回来的,这一改制我什么都没有了,跟工人一个级别了。我在劳资负责这个工作嘛,自己把自己的行政级别改没了。没办法,时代的潮流,让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
“1984年转业,我是带着行政级别回来的;1986年企业改制,行政级别没了;1989年企业转制,直接就下岗了。就那五六年,变化就这么大,我从部队的连指导员,成了下岗的无业游民。下岗那年我35岁,正是人生大好的年龄,年纪轻轻,成了领低保的了——不是低保,下岗补贴,每个月一百多块钱。心理落差很大,精神上很受折磨,那都是掉过眼泪的——夜深人静时自己抹抹,不能让老婆孩子看见。男儿有泪不轻弹,生活总要继续的,为了家人也得振作起来。我当过兵,有的是力气,本来黄冈做建筑的就多,我就天天上街去找,去建筑工地打小工,和水泥沙子。早出晚归,收入跟在工厂也差不多,能养家糊口了。下岗时孩子在上小学,正是培养她人格的时候,本来父亲在她眼里很高大,是个很帅很阳光的军人形象,我不想让她看到父亲成了一个废物,我不想让她眼里父亲的形象坍塌了。”
“我想过:如果不转业回来,直接跟着部队去铁道部呢?那厉害了!那一个连队一百三十多个人,一个连队就是一个项目部,连长、指导员都成了项目经理,承包铁路上的工程,后来都成了大老板。人家是承包工程的大老板,咱们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那没法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我想过,但没后悔过,在建筑工地打小工时我也没后悔过,也没想过去找老战友帮帮忙什么的——你一个中年人,拖家带口的,他们到处去施工的,肯定用小伙子更好用啊。当时选择转业回来,我也是做过取舍的,我还是认为小孩读书更重要一点。我女儿读书不错,高中考上黄高了,高中上的黄冈中学,大学上的武汉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读书读到研究生,先去了中兴,后去了华为。他们家安在上海,不过现在一家三口在美国。人生啊,过好自己就行了,不要去跟别人比,只专注自己在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