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附的诞生及其基因的延续
从西周起中国进入封建时代，严格来说，这时候还没有后来所谓的门阀士族。周王室以爵位分封天下，类似现在的联邦制，各诸侯相互并立，各管一块。先是礼尚往来、相敬如宾，后来则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打着尊王攘夷的幌子相互征伐。从春秋霸主之争到战国七雄融合兼并，权力的传递都是通过世袭来完成的，当时这叫天经地义。相信此种经历至今仍然影响着某些国人的心理。
秦统一以后，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由此华夏结束封建“化家为国”进入帝国时代。权力的世袭系统只在皇家延续，理论上其他力量都被排斥在外。如此一来，权力的代理人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化家为国”，家臣变成国臣，治家变成之国。由于管理帝国的家臣不能世袭权力，所以急需一条通道来做人力补充。于是东方式的选举便应运而生——察举制（考察、举荐之意）。
察举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创了一条全新路线，民间力量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治理。但任何一种制度都带来副作用，察举制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门阀士族”的出现。
汉代举孝廉，即推选至孝之人和至廉之吏进入国家行政体系。汉武帝下令每个郡每年必须推荐至中央两名孝廉，人数不足者治郡太守之罪。汉代全国有一百二三个郡，如此每年将有两百多人可以进入国家行政体系。起初察举制还有一道保险绳——举荐者与被举荐者有连坐关系，被举荐者不称职则举荐者连坐担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保护绳逐渐废驰。手握推荐权的官僚便尺度大开开始弄权，凡是想晋身官僚体系必得经过他们的推荐。于是这些人便直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举贤不避亲戚朋友，门生故吏，逐渐形成煊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成为各种势力争相攀附的对象。
曹魏时期，曹操出身宦官家族后台不硬，虽然能选贤任能但为了结交豪门采纳了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建议。曹丕时期正式确立中正选材制度，设大、小中正，将当时人物按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评品，一级一级推荐人才。既维护了曹魏天下又团结了氏族豪门。江东孙氏父子三代，能够稳坐江东依然离不开东吴豪族的支持。当然更不必说西蜀刘备，编出一套中山靖王的故事扯虎皮拉大旗，即便如此入川之后依然要依靠蜀中豪门共治天下。
九品中正制彻底巩固了门阀士族的特权，当然制度之初并不是一无是处，在当时应该说还是一济济世安邦的良药。到了两晋南北朝几乎全都是门阀士族的天下，两汉兴起的察举制原本给社会就出了一个通道，此时已经被门阀士族大家完全阻塞。诸如沛县刘氏、陇右李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王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兰陵萧氏。没有一个不在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即便是到了隋唐时代，科举制再一次向平民社会提供通道，但其中仍然少不了一个“举”字。隋唐时期，若要出人头地依旧要依附豪族名门才能有机会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杜甫、白居易、韩愈…哪个没有低过头。
时间到了宋代，才算是进去了帝国的平民时代。科举考试要有避嫌、誊录等等规矩才算真正固定下来。但权力中心的交易依然没有彻底拜托门第影响，几乎每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背后都有难以言传的千丝万缕。上千年的攀附心理和习惯又岂是一千年时光能彻底改变的？
有趣的是在帝国时代，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体系依然必须服务于皇帝私人。但官僚体系在为私人服务的过程中却时长夹带私货。于是，形成一种私利之下的公利，即所谓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民为先社稷次之的博弈逻辑。
东方的帝国时代如此早熟是西方无法望其项背的，但它能延续几千年，在腐朽与勃兴中交替往复而不跳出窠臼也是没谁能出其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