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谈另外一本书《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美籍华人刘耀中先生著，宝文堂书店1989年4月版）。这本书是很久以前就读过一半的书，它可以作为我的一本关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入门书吧。一直没有读完，也是机缘，其中有关于阿尔贝•加缪的章节，这次读《西西弗的神话》正好拿出来对照。

《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是一本反其道而行之的书，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本书，分三个部分，一介绍荣格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概貌；二运用两位大师精神分析和心理学方法来评价二十余位西方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三选择了几篇关于哲学与宗教的文章。这本书的精华部分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第二部分。

“他不是美国汉学界的人士，也不想挤进去分一瓢羹。人文科学不是他谋生的手段，而是他的爱好，他的性情，是他的灵魂的归宿”（录自叶秀山的序言《灵魂的归宿——为刘耀中<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一书而写》）。这是一本完全为生存尊严和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书。

多年生活在美国的刘耀中先生是一位非常热爱传统文化的海外游子。早年生活在广东中山，经历七到八年的私塾四书五经的教育，后来到美国继承父亲事业，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他也羡慕过西方繁荣的物质文明，然而这并不能够弥补他的精神空虚，他转而熟读西方哲学、文学、宗教、心理学的作品。

自我是什么？荣格定义为“最重要的原始模型”积叠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刘耀中深受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从个人到民族文化，独在异乡的他对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获得感同身受的理解。正如荣格所说，“精神并非来自个人，而是来自整个民族和全体人类”。

荣格深刻揭示了西方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饿、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止远比自身更加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荣格这样设问，“中国人或印度人对我们将有何观感呢？我们在黑人之中引起了怎么样的感想呢？那些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国土，用甜酒和性病（对付中国人则用鸦片）去消灭他们的人，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彼岸的文明”和“文明的彼岸”——二十世纪西方文豪作品读后》这一篇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里面，刘先生从论述神话的起源和意义入手，深入分析了神话物质运动的过程，那是人类为真善美而斗争的过程。由此，结合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过渡时期。从工业革命，到社会生产率激增，到知识膨胀，人口剧增，到通讯传播和城市的急速扩张，由此“现代社会的脆弱性也在增长”。“社会的依赖性和互依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只要稍加触及，这复杂的社会可在瞬间毁灭。人类创造了现代社会，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可怕的敌人，人们感到孤立无助、危险迫在眉睫，一种无可名状的忧虑已渗入现代生活中”。

人类的无意识是大海，而意识是泛起在这大海上的气泡。这是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意识的观点。“生活永远不能十全十美，人类只能够精通知识的微斑”。“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在浩瀚的未来知识面前是何等渺小，时常因为无法获得知识的全部而感到踟蹰难行。他们的命运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国王西西弗斯，而知识如同夜空坠落的陨星，人类永远不能真正接近它，虽试着捕捉，也只是一瞥其辉而已”。

在2012年3月16日的周末版的《解放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刘士林：时代需要“诗性文化”》（见该日之解放日报第13版）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刘士林先生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世界最古老的四种文明形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人这个‘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三是希腊类型，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人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和紧张。第四种是中国类型，这是一种诗性智慧的反应，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对立。”

刘士林先生指出，中国文明的诗性文化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在人与自然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而不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其次，在人与社会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友好社会关系，而不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他人即地狱’；再次，在人与自身之间，它代表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关系，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理性文化的霸权化”，我们既要扮演“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真正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理应承担的伟大伦理职责，也是对当代人类文化建设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当西方文明的发展面临着这样巨大的虚无和荒诞的时候，加缪“有两个信念，一是对真理有信心，二是对人之自由的信念”（刘耀中语）。

作为一名海外游子的刘耀中先生因为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深刻的认同感。他在《二十世纪现象学的来龙去脉——谈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当特洛伊之战时，希腊人将兵士隐藏在木马中，作为礼物送入敌人城内，那些士兵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到达敌人防区而破敌”，而这西方文明以强大的力量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要警惕这文明中的“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