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0363
原文：
元狩四年（壬戌、前119）
冬，有司言：“县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请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咸阳，齐之大煮盐；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诏禁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公卿又请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轺车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张汤。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其生，咸指怨汤。
解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主管财政的官员向朝廷禀报说：“如今朝廷财政吃紧，用度匮乏，可那些富商们通过冶铁、煮盐积累财富，有的人家产累积万金，却不愿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请求重新铸造钱币，以满足用度需求，并借此打击投机取巧、兼并他人财产的行为。”
当时，皇家的禁苑中养有白鹿，而掌管皇室财产的少府也存有大量银和锡。于是朝廷下令，以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制成“皮币”，四周用彩绣镶边，每张定值为四十万钱。并规定王侯宗室等人朝见皇帝或相互聘问、献礼时，都必须用这种皮币垫衬玉璧，否则不予通行。此外，又用银锡合金铸造了三种白金货币：大的为圆形，纹饰为龙，价值三千钱；中的为方形，纹饰为马，价值五百钱；小的为椭圆形，纹饰为龟，价值三百钱。朝廷还命令各地销毁原有的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并明确规定，凡私铸金钱者一律处死。尽管如此，民间官吏和百姓偷偷铸造白金货币的人仍然数不胜数。
在此情形之下，朝廷进一步任用东郭咸阳和孔仅担任大农丞，主管盐铁事务；桑弘羊也因为精于计算而被重用。东郭咸阳是齐国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业主，二人都积累了千金之产。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善于心算，十三岁就入宫担任侍中。这三人共同谋划财政事务，计算极其精细，分析问题细致入微。
除了货币改革之外，朝廷还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法令。皇帝下诏禁止百姓私自铸铁和煮盐，违者施以左脚戴铁镣的刑罚，并没收其生产器具。公卿大臣又进一步建议：所有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必须自行申报财产，以一千钱为一缗，每二千缗产值则纳税一百二十钱。百姓家中有小车或船的长度超过五丈的，也一律征税。凡隐瞒不报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若能告发他人隐匿行为，则将没收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这些法令多由张汤制定。张汤每次上朝奏报财政事务，往往谈论到天晚，皇帝听得入神，甚至忘记吃饭。当时的丞相只是虚有其职，实际国家大政多由张汤决定。百姓因此生活动荡，深感不安，大家都将怨愤指向张汤。
次年（公元前118年），朝廷废除了三铢钱，重新改铸五铢钱。然而民间盗铸钱币的现象并未止息，反而更加猖獗，尤其在楚地（今湖北、湖南、安徽一带）最为严重。
纵观这一系列政策，其背景实为西汉王朝与匈奴长期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朝廷本意是通过货币改制缓解用度不足，并打击商人势力。于是从元狩四年起，推出皮币与白金币，且严禁私铸，违者处死。这一设计确有其巧妙之处：皮币以皇家白鹿皮制成，仅专用于宗室朝觐聘享，一张作价四十万，实为将贵族财富变相回笼中央。然而改革虽短暂缓解了财政压力，却远未根治私铸现象。新币制种类繁杂，皮币、白金与三铢钱并行，市场更加混乱。即使后来变为有廓的五铢钱以防止磨取铸沿或改铸，但盗铸之风仍无法遏制。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此后五年间，因盗铸罪处死者多达数十万，而未被发现者更不可计数。可见，西汉政府的货币改革，虽部分实现了从宗室贵族集中资金的目的，却未能真正打击商人势力、杜绝私铸行为，反而造成社会动荡与民生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