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比物质、欲望更能使人着迷而不能自拔。拥有权力，可以轻易获取物质，轻易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人在自己面前低声下气，四下一片阿谀奉承之声，高帽应接不暇，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于是，内心迅速膨胀，官腔很自然地打了，官话，张口就是，态度，都是居高临下。非权贵不交往，发小、朋友、同学，看上去好像都是要找自己走后门似的。整个人披上权力的外衣，只知道自己的官位，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就是权力的异化，身边看着，遍地都是。
在古代，权力高度集中，君王不可能通过法制来约束自己的权力，因而，儒家也就只能寄托于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影响，使君王成为明君、圣王，甚至自己掌握一定的权力，以达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孔孟如此，后世的儒者也都是如此，但这条道路，却是非常艰辛。面对权力带来的物质、欲望和虚荣的诱惑，有多少人能坚持自己的底线呢？
就如奸臣，最初要么是举贤才、举孝廉上来的，要么是熟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上来的，起初都会有清高的品行，高尚的节操，都会有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但久旋于官场，不仅习得官僚的风气，也学会了通过权力谋私，想想，从前如何艰难才有一口饭吃，而现在，锦衣玉食，珍馐美馔，不废一丝气力就堆满宅院，这权力，如何不让人迷恋？在这荣华富贵中，还要官员爱学习、有正气，坚定政治立场，如何可能？
高薪只能养很少一部分人的廉洁，法制也确实能约束一部分人的贪腐，但，这只是一部分。当“犯罪成本”低于利益攫取时，高薪、法制便不被放在眼里了，或者说，贪腐的性价比很高。
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这是人治，其弊端如孟子所说，“这个人在，他的政治措施就会坚持；这个人不在，他的政治措施就会消亡”，是儒家一直在走的路线。
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法制约束上，这是法治，其弊端如孔子所说，“用政治措施来治理，用刑罚来使民众遵守，民众不去触犯法律，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是古代法家和现代社会在走的路线。
这两条路线，向来互相贬低，各不屑。但事实上，无论是法治国家，还是人治国家，都有一定的法制约束，也都有一定的道德希求。即使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也有相关的官僚机构来限制和进谏；即使是当今法治社会的国家，其领导人的丑闻也会在民众中形成震怒，甚至使其下台。
法制是外在的约束力量，能约束一部分人的行为，道德是内在的约束力量，也能约束一部分人。两者相加，“最大限度”地使约束的人群增多，因而，两者不可偏废，都要提倡，更不必争个高下。
若权力拥有者不被权力异化，在现有的法制前提下，而能运用权力来推行道德教化，这力量将会无以伦比。如孔子所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能使不正直的人趋向正直），这是人的从众心理，是人心的可塑性。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社会的根。
（向雄读《论语》之五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