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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姨在协和医学院上学时“文革”开始了，毕业后她和丈夫被分配到了青海泽库。那里贫穷，海拔又高，汉族人的新生儿很难存活。我十二岁时，小姨回上海来生下表弟高冬，过完满月就离开了。当时我还不懂，这是多么悲痛欲绝的撕裂。没有了母乳以后高冬只好喝牛奶，也许因为过敏，他长了一身奶癣，难受得厉害，老哭。姥姥让我帮手哄他，我经常很不情愿。他长大一点以后，每次陪姥姥上街都会主动帮她拎东西，在公交车上，也总是能凭他的机灵为她抢到座位。高冬进入青春期后，姥姥说管不了他了，就把他送去了一个住读学校。母亲留了一封高冬十二岁时写给姥姥的信，“……三个包裹全收了，第一双棉鞋太小，给邦阿姨（我二姨）了，又汇钱去买了一双，十分合脚。现在德州很冷，我穿你做的那件大棉袄，邦阿姨又给我做了棉裤，还把张冲姐姐的翻毛皮鞋给我穿了，十分暖和。今年手冻得不太厉害，就是脚开始冻了。邦阿姨给我买了一个军帽，刚好”。如此普通的信四十多年舍不得扔，是怎样的牵挂、心痛或者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