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聊的政治哲学家是波普尔。波普尔首先是一位科学哲学家：科学二字经波普尔理论祛魅之后，发生根本转向，从此人们对什么是科学有了全新的、统一的、颠覆式的认知。而波普尔的政治洞见正是他的科学观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展。
对于科学，人们过往认为那是一种纯粹理性、绝对保真的认知体系。但波普尔反着思考，提出科学的“可证伪性”：科学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恰恰来自它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换句话说，科学绝不是一组永久正确的理论，它本身（永远）包含被证伪的可能性。
一句话：“可能会错”，才是科学本性。
要注意，“可证伪性”不是说科学不靠谱，一路寻找错误的理论。科学依然追寻真理，在现有条件、当前证据的前提之下，努力找寻最佳理论框架。这里的关键词是“现有条件、当前证据”。真正的科学永远以它们为依据，当新的条件、意外状况出现，老的科学理论无力再解释时，科学就遭遇到局限性。换句话说，它就被证伪了。此时，必须寻求新的解释，建立新的科学假说。新假说得经得住实战的检验，通过后才可能形成新的科学，直到更新的证据、更新的意外又一次横空出世，一切重来。
比如，曾几何时，牛顿运动定律就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科学理论。但当人们观察到宏观高速运动的物体所呈现的运动状态不能用它解释时，它就被（局部）证伪了（严格来说，在一般物体低速运动的情况下，牛顿运动定律依然是“完美”的科学）。后来的相对论很好地解释了新的证据，成了当代的科学。但如果有一天，出现了相对论也无力解释的现象，则相对论也可能被证伪。
简单概括：科学永远在路上，永远不能说这就是真理。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石破天惊，像一把榔头，掷地有声地敲碎了人族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科学是理性最强大的急先锋，既然科学都有如此不足，波普尔对理性的谨慎也就容易理解了。
在政治上，波普尔秉持理性批判主义，认为理性很好，但也有它的局限。这局限在于，人类只能掌握有限的理性，做出局部的合理规划，一旦时间空间大尺度展开，则大概率会犯大错。比如，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规划出一个城市的道路系统，却很难规划出一个永久完美的社会运行系统（例如“乌托邦社会工程”）。前者属于局部、短期的理性运用，后者则需整体、长期的精密思考，这就超出了人类的能力。理性有限，所以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就像科学），尺度拉大之后，则必然因为方法本身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问题。好比用一把本身不规则的圆规，无论多么努力，也一定无法画出圆满的圆。因此，波普尔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
需要说明的是，波普尔并非要抹杀理性与科学的巨大力量，他只是提出“科学至上”思想的不足，提醒人们重视和警惕科学和自身的“可错性”。
读完波普尔的理论，我首先想到的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从人本身的意识层面入手，对理性发出根基性质疑。波普尔则是向理性最光辉的外在成果科学发出了挑战。一内一外，两相夹击之下，现代人的理性之路变得格外狭窄、艰难。也难怪，理性一手造成的现代性危机，单凭理性自己，已经是无力解决。科学家的能力边界之外，要靠哲学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