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本散文集《人在他乡》即将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届时亚马逊，孔夫子旧书网，扒书网，旧书网，布衣书局，当当网，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著名网上均有售卖。

《看戏》

看戏，印象最深的是《荞麦记》。

出生在黄梅戏之乡，自耳根子有了听觉便熟悉了《天仙配》《女附马》、还有《打猪草》的韵味，就像熟悉村庄的声音。我家门前那位小姐姐，走路、锄草也都啍着黄梅小调；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只要有戏，声音肯定调到极限。后来有了黑白电视，视觉和感官上有了更深的印迹。

而《荞麦记》则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

老洲是个乡下小镇，土地到户两年后，区政府将原来的大会堂改成了电影院，从此夜的寂静被欢乐延迟了。我第一次进电影院不仅仅觉得里面视野开阔，空间高大，还有明显的斜坡，进门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演戏的是县黄梅剧团，平常只演给县城里的人看，乡下的泥土路戏鞋踩不稳，正月那几天来应付几场。乡下人老早看到了通告，心里就痒了好一阵子，那年头能看到戏实在是种很稀罕的事了。

还记得是正月初二，一个喜庆的日子。那年我读初中。

尽管年代久远，我仍依稀记得一些不怎么齐全的内容：戏里叙述的是徐、王恩爱夫妻，生有一子，家境虽然贫寒，却相亲相爱，互敬如宾。男的白天上山砍柴换点零钱度日，夜晚攻读诗书，期待赶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年女的爹妈二老六十大寿，嫌贫爱富的王老夫妇，对有钱的大女儿，二女儿前来拜寿，十分殷勤。而贫穷的三女儿无奈将家中仅剩的荞麦粉做成荞麦粑，携儿前往娘家庆贺二老大寿，却遭到王老夫妇的百般挖苦奚落。

最清晰也最难忘的一幕是仆人端上一碗汤给三女儿的孩子，王老爷却要仆人端过来他自己要看看，一瞅，忙命仆人端回后厨，说是汤上面油太多，穷人的孩子喝了会坏肚子，应该将上面的浮油撇掉再端过来。看到这里，台下唏嘘一片，年少的我早已是泪眼婆娑。

经受了几次灾难的王老夫妇，由一个百万家财的富翁，变成了沿门乞讨的街下囚。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女婿终于中了头名状元。三女儿不记前仇，奉劝丈夫接受王老夫妇的恳求，收留奉养。

回家谈戏，却被母亲一顿臭骂，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孬子。她没看过戏，收音机里的也不听，她的脚步根本就停不下来，耳根边回响的都是禾苗拔节的声音。

那场戏徐徐谢幕几十年后，我的心境再也没有了身在台下，却随着台上喜怒哀乐而起起伏伏的感受了。看戏的我一步一趋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舞台，并成了主角。

外出的快三十年里，让我没想到的是从初次落脚到现在，竟然一直住居在上海的一个小镇，不曾移步，从工棚到出租屋再到自己买的房子，有点《荞麦记》中三女婿华丽转身的影子。

小镇中心有个公园，每当我有点郁闷的时候便进去随意走走，让慢时光消磨些许心中的不快。

公园的心脏是片不大的湖，沿湖建有广场，林带，江南韵味的拱桥。这里植被丰厚，环境曲径通幽。湖边还有两座六角小亭，一东一西相互眺望，如银河系中的牛郎织女星。

我不愿意在广场舞停留，不习惯那里的嘈杂喧哗，我喜欢独坐在亭子边的木条靠椅上，静静地享受着夜的安宁，凉风的安抚。就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对老人。

说认识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在我为数不多次地静坐当中，发现每晚到八点时，他们都会准时地迈进这个小亭子里。男的肩背架子鼓，手提两只水杯，女的手捏一只羽毛折扇，亲密如恋人，都是七十多岁的样子。进亭，男的找个空余的地方坐下，放好水杯，便旁若无人地轻拍鼓面。女的稍稍含蓄，面朝湖水，像站在舞台上面对无数的观众，双手恭敬下垂，提起，抖开折扇，柔挥手臂如舞长长的袖袍，随着舞姿，嘴里轻吐的竟是戏文，尽管声音清浅低吟，我仍听得出那是熟悉的黄梅腔。

七十多岁的人，声音依旧如童音般清脆婉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我听不出是那折戏里的唱词。

爱好戏曲的人很多，我想。竖着双耳，仔细分辩唱诗，音调，仿佛坐在电影院里，成为一个观众，只是站的位置太远。

有几次我想问问他们是哪里人，但见夜凉如水，清风徐徐，亭中他们又似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一个表演，一个伴奏，那种专注，那种忘我的境界让我终究没好意思破坏他们的默契。

前几天，天气正热，晚上散步，脚步越出了小区，踱过纪鹤路，径直从北门迈进了大半年不曾涉足的公园。

月色如银，凉风妩媚。我走近湖边，沿着弯曲的小径，踩着月影，踩着树影，踩着擦肩而过的人的影子，拐进湖边小亭。

然后就看到他们。

我没有一丝的惊诧。我来，不来，他们一直都在，这是他们的舞台，来来往往的都是看客，只有他们自己浸润在不是扮演的角色里，无他，其乐融融。

可我很快就有了惊讶，女的突然收起了扇子，对男的说去趟厕所。让我惊讶的就是这声音，是梦中也不曾改变的乡音，是不需要绕舌，不需要装腔作势、随口就出的乡音，虽然有些土，却瞬间温馨了我的心房。

那天晚上我回家很迟，因为我又看到了一折戏，一折虽不曲折却足让我唏嘘不已的大戏。

男人是我们小县城黄梅剧团的演员，一生命运不济，入戏的都是些小角色，跑跑龙套，一直红不起来，便闷闷不乐，八十年代后期一心想着要跳槽，却遭到妻子强烈反对。他不知道的是，妻子自幼喜欢唱戏，高中毕业后人托人，宝托宝找了很多关系才进了剧团做了个打杂工。他更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别人演出时，她躲在戏台的一角偷偷模仿戏中人物的走步手势，唱词的一张一抑，这么多年下来，剧团所演的精典剧目，没有她不会的。她一直寻找一个上台的机会，哪怕是跑跑龙套，说一两句台词。

可惜，这样的机会从没出现。

他们的儿子初中毕业后没读高中，开始谈恋爱，与一帮小青年喝酒，打架。没办法送去读了两年职高，分到了市建筑公司。经过了艰苦的磨练，孩子却懂事了，边劳动边自学考了技术职称，后来同事介绍来到了魔都，渐渐有了自己的事业，开了公司。由于有了孩子，忙不过来，他们老夫妻无奈离开了钟爱一生的舞台，来到了陌生的他乡。

白天他们做家务，带孙子。下午五点多，孙子缠着他的父母，他们收拾完厨房就外出走走，一走就走进了公园……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过老洲电影院，但那天晚上我在四十多年后再一次看到了《荞麦记》：

贫居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的夫徐文俊读书为本

生下来小细宝一个娇生

今乃是二爹娘六旬寿辰

我心想回娘家庆贺双亲

站在窑前将夫请——

我的夫到前窑妻有话明。

……

（发2023.7.7《安徽日报》黄山副刊）

《蚕事》

1

四点多回来，脚刚迈进院子，孙子端着一只透明的塑料盒给我看。盒子是装巧克力的，没盛栗色的甜品，只有几片桑叶，一白一灰两条蚕，像嵌着毛绒画的工艺品。

我很好奇，四十多年没有近距离接触到蚕了。忙弯腰凝视，它们不在乎我的心情，静静地趴在桑叶上，享受着自己的美味。

一旁的妻子问我，能看出几眠吗？她养过蚕，我没养过，但在养蚕的桑园场待过两年，知道蚕的生长过程，从卵孵化出来后，要经过四次脱皮，这期间它们不吃不喝，如同睡着了一样，所以人们叫它们眠期。一眠为一龄，到了五龄，它们不仅停止吃食，身体渐渐萎缩，还将体内排泄干净，变得通体透明，这时它们开始寻找适合的地方吐丝结茧。

我说应该是三眠。她笑笑，没反驳。没反驳证明我没说错。我接过孙子手中的塑料盒，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想想它们所谓的眠期，那可不是睡觉般的享受，褪皮的过程一定很痛苦，撕心裂肺的。再想想吐丝结茧后没能化作一只只蝴蝶，翩翩飞走，却在高温中蜕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蚕的命运由不了自己。

2

初中毕业时，我没考上高中，也没听父亲的话再返回学校复读一年，整天待在家里写写画画，却画不出名堂，乡下人都是想早上栽树下午乘凉，我偶尔也能写出来的一点稿费，不能当饭吃。

父亲说，不上学就握锄头杆子。

我不是个倔犟的人，天生胆子小。有年夏天的黄昏，我穿上一套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去村里晃悠。没想到孝胜家的大白鹅看到我有些嫉妒，低着头，平常弓似的脖子摇变成一把宝剑，噢噢地向我袭来。我吓得不敢扭头跑，一步一步向后退，一退就退到脏水宕里。大白鹅见我献了丑，抬起头，迈着方步走了，一副胜利者的模样。还没回到家，门前的志兵说，快点跑，你妈知道了，正在找棍子呢。我跑到屋后就站住了，往哪里跑呢？我没错啊，掉到宕里又不是故意的，再说衣服脏了洗洗不就干净了？母亲本来是拎着棍子吓吓我，叫我以后不要乱跑，她一出门就看到我，先是打一下做个样子，见我没跑，连手挡一挡的架势也没有，越打越来气，最后连拇指粗的棍子也打断了。我为自己的胆小付出了代价。不过从那以后，母亲就没打过我了，连骂也是极少极少。

我没跟父亲顶嘴，新年一过，我就进了他的养蚕场。那是1982年，我十九岁。

上班那天，我穿的是酱色中山装，裤子的颜色记不清了，也许是褪了色的军裤，也许是米灰色的小脚裤。锄头杆子也没握在手中，而是斜斜地扛在肩上，很沉重的样子。我还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阳春三月，没有一丝凉风，虽然阳光和我的记忆一样，昏黄昏黄，像一页陈旧的纸，但围在我身边感到很温馨。我顺着大队的中心路一路向西，迈过种子场屋拐的石桥，走一小截路，就到了桑园场的边缘。

路西边大片的桑树还没有发青，一桩三杈，杈上是一根根修长的枝条，有点点芽苞开始突起，像小孩吹起的小泡泡。向南的路尽头是条横路，贴着路东边有竖一排，横一排的房子，竖的那排以前是大队屋，现在是场领导的办公室，父亲的靠路边第一间；横的一排有一半做饭小学，靠东的是场里的厨房。其实横路的面南边还有一排矮房子，是曾经的下放学生（知青）的宿舍。房子大大小小，旁边的梧桐树差不多都高大挺直，每一棵有合抱粗。我想，如果在夏天，这些房子都会藏在绿荫中。

在竖排屋拐的那棵梧桐树下，我碰到了老徐，他是我们的组长，一个话不多的人。见到我那张像瓦尔特似的脸露出笑容，手朝桑园里指指。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树林里闪烁，养蚕的姑娘们都在锄草，并且有一段距离了。

我也没多说话，赶忙下了地。

锄草我会，土地到户已经两年。这期间，碰到礼拜六礼拜天我也去家里分到的土地里去锄草。我的辛劳没得到母亲的认可，她一直说我锄草像鬼画符，锄过的地方看上去是新鲜的泥土，过几天倒下的草就直起了身子复活了。为此她给我做示范，说锄头放斜一点，如果勾起来的草根沾土多了，要用锄头脑敲敲，再反复勾几下，让草根和泥土分离，还要摊在地面上，这样太阳一晒，草就枯萎了。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

桑园里锄草比庄稼地里更方便一些，锄头在地面上可以横冲直撞，不用担心锄到秧苗。如果锄头拐碰到树根了也没事，大不了多用点力气。我也用很大的力气，是想追赶前面的姑娘们，怕她们嘻嘻哈哈间一回头看到落在后面的我，成为她们的笑料。但我又不能鬼画符，况且这密集的枝条不像母亲抽我的棍子，它们有韧劲更有弹性，锄头杆碰到弹回来，身子便火辣辣的疼。这时老徐过来，他说姑娘们锄草有任务的，我可以慢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场长的儿子？这下我不仅感到身子火辣辣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发烫。

看似浩瀚的桑树林，其实只不过两百来亩，锄草连施肥这些前期活，由于人多，用了几天就完事了。还有蚕具蚕室要用石灰水消毒，蚕室外面除草撒干石灰，都在蚕种未领之前有条不紊地进行。

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养蚕的姑娘最多，有一百一十人，十一个小组。分小组的好处是不再混饭吃，干活有攀比，也有竞争性。姑娘们个个都是好面子的。

男的除了正副场长，一个会计外，还有十人，七个是有孩子的，还有两个在谈恋爱，只有我是愣头青。我们主要的活是二十亩水田，还有值班看护桑叶，扎制草龙，育桑苗等。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农活，在生产队，由于地少人多，孩子们放假也不用去田间，哪怕拔草等手边事也不需要去做。倘若在地头见到孩子，那肯定还会看到他的脚边有只大水壶，这是给父母送水喝。我只有一回去保成圩挑回一担稻草，队里会计给我记了三分工，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在桑园场让我找到了集体干活的影子，我有些新鲜。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每天盼着骑绿色自行车，挎绿色邮包，穿绿色衣服的人过来，那白得刺眼的铃铛发出的声音也像是绿色的。我收到的邮件不多，但和别人信封也不一样，牛皮纸的，发信人地址是统一印刷的字体，有县广播站，偶尔也有安庆报，这使我觉得有面子，似乎与众不同。我和外面世界的接触是报纸，经常去场里的途中我会拐弯到大队会计家，借口是借报纸，往往有借无还。

3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春蚕是在桑叶刚刚舒展时破壳而出的，这是养蚕姑娘最舒服的时候，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採几把带露珠的嫩叶，回来摊开，晾衣架，然后切成碎片，撒在垫着报纸的蚕身上，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这个时候她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大把的时间纳鞋底，织毛衣，相互间打打闹闹，说一些男人听不到的悄悄话，上下班的脚步轻盈而松弛。只有她和别人不一样，手里握的是卷着的杂志，看上去也是花花绿绿的。我不好意思去蚕室，这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透过窗户，看了几天后我发现的秘密。

她确实是个很特别的姑娘，头发剪得快要紧贴头颅，却又露出半截白嫩的脖子，脸蛋儿甜甜的，鼻子和眼睛安放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偏差。她好像特喜欢穿纯白色的褂子，而且袖子卷到胳膊肘，一副吊儿郎当的小男孩模样。

有次见她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喂，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我的喂喂声肯定能传到她的耳里，搅得她脑子嗡嗡响。她果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四处望望，眼光就纠缠住我的眼光。喊我？她用卷着的书指指自己的鼻子。你看路上还有别人吗？她笑了，没声音，笑也是甜甜的。喊我做么事啊？把书借给我看看可以吗？她点点头，走到了窗前，书塞到我伸出去的手上。我来不及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转身一阵风似的跑了，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被人发现一样。

翻翻手中的杂志，是《大众电影》。陈冲，刘晓庆，还有丛珊，点据了一页页版面。也有剧情介绍，还有我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影剧照。这些都是快餐，与想象中的文字盛宴相比，心里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下班时我将书还给她，问她有没有别的杂志。她说有啊，明天带给你。

隔天她带来了《青春》，陆续带过《朔方》《中国青年》《辽宁青年》，也有《读者》《散文》。有次她带的书很厚，大概卷起来握着不舒服，就夹在胳肢窝里，像一个匆匆往教室里赶的老师。

厚的书是《十月》，里面有张贤亮的中篇《肖尔布拉克》，写茫茫戈壁滩的，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瞌睡是可以传染的。”

读书也可以传染。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书，但《十月》看完后，等着新书时却没见到她的人。上班的路上，见到麦苗泛黄，桑叶开始茂盛，桑椹由鲜红转乌黑。不知不觉中春蚕到了四眠期。

场里开始让我们男人两人一组，轮流看护桑园，防止他人偷採桑叶。穿行在桑林里，我的目光在寻找白色的衣服，还有清纯且迷人的笑脸，但很失望。採桑叶的头上都戴着草帽，穿着陈旧的秋服，而且没一个卷起袖子，可能是怕碰到毛毛虫吧。採叶子不像前阵子那样斯斯文文，双手不停地揪，拽，拉，扯，也不管嫩叶老叶，甚至稍嫩点的枝头直接就折断揣进大箩筐里，塞得老高时，有人过来扛到肩上，风风火火朝蚕室跑。採过的桑树只剩下光秃秃的的枝条，这个时候如果下雨，即便再大，也阻挡不住採叶人的脚步。

我也往蚕室跑，晚上值班的时候，拉上老伢一道去的。老伢是男人，比我大几岁，那时他正和我家门前的姑娘谈恋爱，我们关系不错，陪我去了她的蚕室，一转身他就溜走了，肯定进了他对象的蚕室。留下我站在门内，尴尬得伸脚不是缩脚也不是。

四眠醒过来的蚕像饿佬虎，一层桑叶撒上，如同雨入青纱帐的沙沙声中，一会儿叶片就消失了，只看到大蚕在剩下的叶茎上扭来扭去，似乎永远吃不饱，屁股下不时有黄豆大的蚕沙滚出来。

蚕沙就是蚕的排泄物，晒干了可制成药枕。蚕爱干净，身上软软凉凉的，一旦被苍蝇叮了易得脓病，染了细菌易得僵病。所以都装纱门纱窗，一天还要除几次蚕沙。除蚕沙有一个备用的蚕匾，将蚕拣进，撒上叶子，再把拣尽蚕只剩下蚕沙、桑枝的蚕匾搬到外面倒掉。这活挺累人，蹲下，站起，走路都是连贯性的。搬蚕匾的人，肚皮顶着匾的一端，双手握住蚕匾的三分之一处匾边用力上提，往往被沉重的蚕匾拽成一张弓，走路看上去像小跑。

她和几个姑娘蹲在匾边忙着除蚕沙，也有的在忙着撒桑叶。她抬头时见到我，忙招呼坐到她的床上。我有些迟疑，只不过片刻功夫，我还是老实地听从了她的话。但目光忍不住转向她，昏黄的煤油灯下，她的面容有些黑瘦，短袖衬衫裹着并不瘦弱的上身，显得丰满而匀称。

我不好意思老是坐着，又不能只对她说话，就起身帮她们拣蚕，她倒蚕沙时，就搭把手两个人抬着出门。在外面，我发现她似乎有话想说，又开不了口，自己也不好意思问。认识才个把月的时间，谁又知道自己在别人心中是什么样的印象。

老伢在外面喊我出去的时候，她开口叫住了我，转过身掀开被子，拿出一本书，大大方方地说，这本书我带来好几天了，没时间送给你。又叮嘱我，拿好啊，不要搞丢了。

蚕大眠醒来的那几天像庄稼人双抢一样，她们忙，我们也忙。她们白天钻桑林，晚上守蚕室。我们是晚上巡护桑林，白天在树荫下织草龙，准备蚕做茧时用的窠。一忙我就没心思看书，连翻一下的兴趣也没有。但我晚上还是抽空去她的蚕室帮一下忙，大概是觉得我是尽义务，多少能替她们分些担，别的姑娘越来越喜欢和我搭腔聊天，倒是她不像以前那样大方自然，变得局促不安，像一条受到惊吓的蚕。

4

有天晚上，两个喜欢写文章的小兄弟来场里找我。闲聊中，我问其中的一个借书。他说书都被表姐借走了，还央求他去问别人借。还说弄不懂他表姐怎么这样喜欢看书。他口中的表姐就是她。

我的心不由得颤了一下，忽地明白了一个秘密。他们玩了很久，走后我想快点抽空看完让她还掉，以后不要再向别人开门，一个十七的女孩不能欠别人的情份。

但蚕事越来越忙，一条蚕老了，跟在后面的是无数条，老蚕要一条条拣出来，轻轻放到草龙上，忙得人顾不上洗脸，梳头，吃饭。我们男的织完草龙做田插秧，接着又是夏伐割麦，农事一桩接着一桩。

稍微闲一点是准备秋蚕前，可我发现她有几天没来场里了，问她们组里的人，说是去江南跟她姐夫学照相。照相有什么出息，我嘴巴这样说，心里却像到了冬天，纷纷扬扬下了场雪。

还有一本书没还呢，是留给我做个纪念么？我苦笑。书从被子下面变成凉席下面，不过还是平展展的，翻开封面掉下来一张纸，捡起，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我一眼就扫到了自己的名字，再看，一字一句分明是一个少女的幽幽心思。那一刻，我像是刚刚经过百米冲刺后猛然收步，心开始狂跳，咚，咚咚咚，急促而纷乱，似乎随时可破腔而出。手也不停地颤抖，差点将纸张拽成两瓣。

一封信，一份谆谆的告白。读完。我重重倒在床上，将被单胡乱裹在身上，像一条蜗在茧子里的蚕。

《1993年的夏天》

1

端午节放假，三天。

这个消息是毛团子告诉我的。他来以前，太阳早就从宿舍的门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三个大大的1字。我双眼盯着光像条蛇一寸一寸游近床脚，算计着该是几点了，但不想起来。颈部靠在床头的钢管上有点酸疼，却又没有调换的空间。伸手在木板钉的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再吐一串烟圈，似水面上一串渐逝的水漂。吐完，觉得似乎释放掉了一些疲惫。

我们做的工地是贴近路边的门面房，快要结束了，最近几天都是在浇地坪。毛团子开搅拌机，还有上料、出料子的，开卷扬机的，楼上卷扬机边有接车子的，七八个人都在服伺我。我呢，脚蹬长统靴子，穿着件大裤衩，双手一会挥锨，一会儿舞铝合金刮尺服伺倒在地上的混凝土，直到让它们躺平，渐渐地渗出一层薄薄的水印，再交给打木哈收光的师傅。

世上什么最公平？是水，一点不平它们就会流动，像我身上的汗水，直起腰它们往靴子里流；弯下身子，它们朝肚子上淌。我不能躺，躺一天少一天工资。尽管一天下来，不知道喝了多少次自来水，双脚在靴子里一直叽叽叫唤个不停。

现在没人喊上班，我就赖在床上，懒得动。

毛团子见我不理他，也不生气，径直进来坐上了床沿，屁股将我斜出的双腿朝床里拱了拱，眼光就落在床边的木桌上。他抽了我的西湖，神情便荡漾起来，别人都上街买菜去了，加餐哩，我俩呢？他说的别人是指老婆也在工地上的人。我没说话，被他感染着又接上一支烟。要不中午买点鸡头、脚爪，喝点酒，下午好去看录像。他提到录像两个字时，被太阳熏得黝黑的脸上就盛开成一朵菊花。

录像厅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小巷子里，我拖他去过几回，当然我也是被别人拖过去的。什么事都有开拓者，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什么叫买卖？这话有毛病，应该叫卖买，有卖才有买，买了市场才会活跃，经济才会繁荣。所以我觉得看录像也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录像厅每晚放两部片子，第一部是武打片，太假，我们懒得看。十点过后进去刚好，我们拿捏得很准，像陶瞎子算命一样准。一坐下就开始放生活片，这是我们喜欢的，尽管干活也是生活，但还需要学习学习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别人的生活片不像我们是黑白照，真的叫丰富多彩，还不是一点点的彩。

有次，毛团子看到画面上一个年轻女人在洗澡，衣服是一件件地脱，地上一小堆了，镜头才摇上去，女人身上一根纱也没有，如褪了毛的光鸡。毛团子觉得难为情，伸出双手遮在脸上，可我分明觉得他手指的缝隙很大，两束绿光死死地盯在女人光滑的身子，耸起的小山包上。所以我就来气，就将他的胳膊朝下拽。别人敢脱，我们还不敢看，是男人不？毛团子一过劲地说，不看不看，看着受不了。受不了还想看，这大概就叫抵挡不住诱惑力。

毛团子晚上做梦了没有我懒得问，我是梦过几回，但没梦到妻子。好像和秀菊，和她谈恋爱时，每次看到她白净净、肉乎乎的手总想摸摸。她不干，像藏宝似的放到屁股后面。我欣赏的机会都没有，梦里我却能粗暴地撕掉她下身的衣服。然后就惊醒了，内裤上粘糊糊的一大片。妻子一直说我衣服最脏的地方是屁股两瓣，我想最脏的应该还是内裤。

当然，我没将梦到的人告诉过毛团子，都是一个大队里的，我认识的他也认识，如果传到秀菊耳里，那多难为情。现在休息了我要去上海，到那里不需要做梦。

老婆带着儿子在安亭一个工地烧饭，这话对毛团子说过。听到我的话他就泄气了，像是搅拌机断了电，里面吵吵闹闹的黄沙石子一下子没了动静。也不怪他，老婆在老家，一个人在外，不上工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何况还是三天。我管不了他，让他骑自行车送我去车站，他不理我，屁股一扭就出了门。我取下挂在墙上的浅蓝色牛仔包，塞进两套换洗衣服，也把满腹的心思塞进去，不能露在脸上。出门时见毛团子在门前的小路上，双手扶着车龙头，歪着脑袋正“呸”一声吐掉嘴边的烟屁股。路上他没说一句话，弓着腰抵着阳光，五月的阳光其实还是柔柔的，像母亲的手拂在身上。我知道，只要我哼一声，他会扔掉车子跟我跑。

2

从横林去上海是慢车，一天仅有的一班绿皮火车。

买好车票，我孤身一人在候车室里晃荡。候车室很大，进门那边有一排门面，卖吃的玩的，最后角上有摆报纸地图的摊位，弯腰瞅瞅，除了几张当天的《参考消息》《扬子晚报》外，大都是吸引人情感，打打杀杀杀的小报。随便挑几张吧，打发时间也挺不错的。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去上海，但却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一九八八年中秋节前，我和隔壁的腊壳去过，坐了一夜的轮船，那时候都叫大轮，有三层，里面有吃的喝的，也有录像厅，可惜没进去。我们家只有小轮码头，上能去安庆，下可到芜湖。坐大轮还要乘小渡船去江南的横港才行。我们当然不是旅游，名义上说贩猪油，其实是猪的肥肉。

慢车像个可怜兮兮的乡下人，见到站牌都要停下来谦卑地问声好，和乘车人焦灼的心里相违。更恼人的是，走着走着，“嗤……”一声趴着一边不动了。列车长怕人着急，广播里反复地安慰着乘客：列车让行，本次停靠大约需要二十分钟。然后再穿插着音乐，一遍又一遍播放《大约在冬季》。齐秦的声音有磁性，也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在迷迷糊糊中，发现对面坐的女孩，像极了秀菊，脸上也有淡淡的忧伤，我不忍心去打扰她。

正月里弟弟私下对我说过，她在安亭。我问他，她在哪里干嘛？厂里上班？不是，弟弟说，在卡拉OK里。我不知道什么叫卡拉OK。弟弟说，唱歌的地方。几年没见到秀菊，我只知道她会写诗，还没听过她会唱歌。

秀菊是我的初恋，我们好了一年却没有好结果。后来我又谈了一个，结婚时在冬季，那天下着大雪，刚好村子通电，喜气加上热闹，心里便认为老天还是眷顾我的。晚上摆了十桌酒席，这得益于土地到户带来的好日子，虽然还不算富裕，在那个年头的乡村也是有点脸面了。人多也麻烦，头天下午请，当天早上接，下午还有去催，全靠两条腿跑，累得精疲力竭，不过还算顺利。开席后我和几个同学坐在一桌，秀菊坐在我的对面。年轻时气盛，兴趣又高，几毛钱一斤的山芋干酒喝得也津津有味。同学们更是热情，争先举杯敬我的酒。好汉难敌四手，一张嘴敌不过众人。还是秀菊站起来，敬我的酒都被她挡住，一一接招喝下。

她喝得太多，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但我没办法劝也没办法拦。结果是筵席没有散去，她人就散架了，摇摇晃晃出了门，蹲在别人家的墙角站不起身。我只有去牵她，被她拉住，像个受伤的小鸟，靠着我的胸口“呜呜”地哭。过了好一阵子才送她回家，积雪的路上，留下了三行歪歪斜斜的脚印。受她的影响，那天晚上我没脱毛衣就睡了。

可是我却没有参加她的婚礼，只知道她嫁给了一个修钟表的，是城镇户口，却又没工作，家里连种小菜的自留地也没有。我有土地，但太少，一到年底，农业税，水费，人头税杂七杂八的总是让我睡不安稳。我只好出门，没有选择的余地。

3

妻子住的地方是老旧的建筑，貌似生产队的稻场。场地靠近小路边用钢管扣成的一段围墙，中间留了个口子算是大门。我进去的时候，一眼就见到她正在靠西边的大棚子里做饭，目光从大大的灶台滑过去只见到她露出的半个身子，穿的还是结婚前我给她买的布料，白底子上面缀满了浅紫色玉兰花。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时髦，比村里那些土色的要艳丽多了。现在看看与我路上所见到的颜色一点不相称。她抬头见到我，有点慌乱，手中的锅铲撞得锅沿叭叭响。儿子蹲在墙边，手里拿着根小木棒，不知道是不是逗蚂蚁玩，我差点没认出来。

下午三点多，离妻子烧饭的场地隔着里把路的一个工地，快要搭好的井架，因为拦风绳系在基础放线的龙门桩上，被狂风拔起而轰然倒塌。上面两个正在作业的年轻人，一死一伤。听说工地的小老板是我老乡，死者的家更是只在我的程家墩后面，不足三百米的地方。

当我随着别人一道去现场的时候，看到横在基础上的井架，扭曲的角铁狰狞恐怖，不远处，死者破旧的黄球鞋还在，只有一只，被风吹干了的血迹像井架上掉落的油漆。那一刻，我差点吐出了胃中的食物。

吃晚饭时，来了几个老乡。啤酒、鸡爪子、花生米，还有无拘无束的乡音，让我们很快忘了下午的恐惧。他们端着大碗敬我，我回他们的同样是大碗。有人说，来上海吧！工资高点，也省得两头跑，搭了路费还浪了工。我让他们给我留个心眼，有事捎个信就行。其实我更多的心眼是盼着天早点黑下来，天黑了就能上床，然后才有梦。况且许多事都是夜里悄悄发生的，但天色大亮后往往又惊天动地。

城里的夜色来得晚，或者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夜色。

六点不到路灯依次亮了，橘黄色的光肩并肩，手牵着手，将路边的黑暗驱得远远的，有些黑像蝙蝠一样躲在墙角，树下，等着路灯熄灭，它们便张开翅膀猛扑过来。

屋里的灯更亮，几支一百瓦的大灯泡像几个高挂的太阳，烤火一样，照得黝黑的脸，脊背，发出幽幽的光。妻子住的是靠墙西边的一间小屋，除了一张竹笆床外，床边还有蛇皮袋堆着的米，大桶的油，和东边大统铺相隔的是一楞一楞的石棉瓦。妻子在外面收拾碗筷，添煤封灶，我和儿子躺在床上，酒精在心里折腾，睡不着，一翻身床像只老鸦嘎嘎叫唤，隔壁人打牌的声音就像在床边。起来找了两条长凳垫在竹笆下，再上床试试，声音稍微小点，仍像麻雀一样吱吱响。

我想抽烟，摸摸口袋，瘪的，大概刚才喝酒时扔来扔去扔完了。去买吧，我出了门。站在彩钢瓦的门外我站住了，有些犹豫不决，朝北，小路的尽头右拐就是菜场，那里有一排门面房，能买到需要的东西，下午来时的路过，知道有点远。朝南，不远就是曹安路，穿过马路就是香烟市场，但一想到下午见到的殷红血迹，身子不由得矮下去，灌进肚子里的黄啤差点倒回到喉咙边。

但这个时候，从北边拐出来一个人，刚刚在一起吃过饭的，别人都叫他大好。大好是我们隔壁村的人，比我小两岁，尽管路不远，在老家却彼此不熟悉，想不到面孔熟悉了竟然是在他乡。

怎么还不睡？话很普通，经他的嘴里吐出，似带有一点狡黠，像黑色中传出的蝙蝠叫声。我的脸红了，他看不见。想去买烟，一包烟不经散，一顿饭就完了。我也是，喜欢抽的人没办法，前面就是市场，什么烟都有。

向南。我有时踩着他的影子，有时我的影子又挤到他的侧面。话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比方说他问我做一天工多少钱，我问他一天多少。比方说我有一个还是两个孩子。

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回来很迟，准确地说是第二天早上才回去的。一进门就见到妻子靠在床头的墙上，她好像没睡，一直等着我，见我进门就竖起身子，跟着身子起来的是竹笆的吱吱叫唤，还有隔壁两声咳嗽，听得出是压抑久了的。

我没说话，拉她到屋外。外面清静，月亮没声音，风没声音，门口的路灯没声音。我们穿过灯光来到沟沿边坐下，一坐下我就想亲她，被她推开了，这个动作像秀菊不让我摸她的手。

早做么事去了。

臭死了，和大好一起去买烟，买到了麻烦。

买烟就买烟，怎么买到了麻烦？不懂。

我们去一家店里买烟，都是软牡丹，他是真烟，我是假的。比比看不出来，一抽就分得出来了。

后来呢？

后来我转身回去找老板，他不认帐，我还没发火，大好和他干上了，把人家柜台的玻璃拍碎了。那排店里的人全都跑出来，有的还拿着家伙，怪吓人的。

打起来了？

没有，一会警车来了，大概有人报警了。

啊，去派出所了？

想不去也不行。但我认为自己没错，在警车上我想了很多要说的话，归根结底买了假烟店里应该受罚。

罚了吗？

警察让我拿出证据。我说什么证据？其实他心里知道，或是抽抽看就更知道了，但他说他不会抽烟。怎么说也说不清楚，难道让我去找哪个单位鉴定？

后来呢？

下午出人命的工地老板听说后跑过来，我一看面熟，原来早就认识，是初二时不在一个班的同学。他认识派出所的人，说了一番好话，交了二十块钱，算是赔一块玻璃的费用，其他的没追究。

那得谢谢人家。不然待在派出所里真的扯不清，你说不是故意，别人肯定说是有意的，动手和动嘴性质就不一样了。

大好说明晚请老同学吃饭。不过我还是不服气，明明买的是假烟，怎么他就没事。回来的路上，大好说这个香烟市场每家都卖假货，专坑路过的，只有熟悉的人才给真烟，这些派出所都知道，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疖子破头了还去帮他贴膏药，真的是无语。

你以为有理走遍天下啊，现在是有钱走遍天下。

4

隔天下午，五点刚过，大好就过来找我。他带我去了一个叫“梅园”的饭店里，一会我的那位同学带着两个人也来了。忽然想起来，他还有个小名叫小惯子。

姚老板向我伸出手，我倒有点难为情。坐下吃饭的时候，我站起来举杯敬姚老板的酒，表示自己的谢意。姚老板是个爽快的人，端杯就干，还说既然是大好请客他也就不客气了，吃完饭他请大家去卡拉OK里坐坐，欢迎既是老乡又是老同学的我，另外也放松一下。他说工地出了事头都搞大了，还好赔偿的事，由老家镇里的司法所已经来人和公司在交涉。我不想去，理由是唱出来的声音像鸭子叫。姚老板说不会唱能喝酒就行。我端着杯子的手僵在空中，笑容僵在脸上。

饭后，我几乎是被他们拖进卡拉OK的。姚老板轻车熟路进了一个包厢。墙上贴着布料，我偷偷用手按按，布下似有海绵，软软的有点弹性。靠墙一溜沙发，中间是玻璃茶几，摆着水壶，杯子，还有大大的烟灰缸。靠里面的墙角有张小吧台，一个长得还过得去的女人站在吧台里面，脸上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芙蓉花。

这时从外面又走进一个如花的女人，有一把年纪，紧身的衣服裹着肥硕的身子，怎么看都像是捆绑上去的。姚老板伸手就在肉乎乎的屁股上拍了拍，张姐，先来一箱啤酒，两个果盘，再安排几个好看点的过来，一二三四，四个，我就不要了，你有空过来坐坐也行。我赶紧说我也不要。姚老板笑了，像是城里人笑话一个乡下的，男人都这样，嘴巴说不要，心里巴不得一下得到，又不是给你当老婆，逢场作戏，寻个开心而已。那个叫张姐的女人头像上紧了发条点得停不下来，就是就是，还是姚老板看得开。说着手就伸出来掳过姚老板的头，对准额头快速亲了一口，也不知道有没有沾到皮肤，一阵风似的又旋出了门。什么叫时间就是金钱？这就是。

我的眼瞄了一下姚老板，没好意思停留，顺时针移到大好身上，他去了小吧台，和里面的女人嘀咕了几句，回来时手里就多了一个话筒。灯光骤然熄灭，沙发对面的白墙上亮出个大屏幕，几个穿三点式的女人在海边的沙滩上晃来晃去，不时地转过身子，向我勾出了手指头，丰满的身材让我回味起看过的录像。音乐声突然破墙而出，夹杂着大好走了调的吼叫。

一曲未完，姚老板叫暂停。是张姐领着几个女人进来了，我没看，说心里话是真的没想。我想的是快点结束，面前什么都是假的，像姚老板说的逢场作戏，一个应付的场面而已，老队屋里才是真的。但很快我的眼睛停在一个女人身上就冻住了，那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满脸的化妆品掩盖不了脸形，还有略带忧郁的眼神。我的目光自上而下，落到那双手上，尽管几个手指交叉在一起，但看得出来保持着原有的底色，只是比以前瘦一圈，白净了许多。秀菊？秀菊。我在心里呼唤了一声，差点破腔而出。她似乎也看到了我，惊诧过后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平静。我很快否定了刚才的誓言，顾不上姚老板心里的暗笑，手指像支剑对准了她。

音乐声又起，耳中嗡嗡的是大好的吼叫。秀菊缓缓走过来，屁股就挨到我身边，比我们谈恋爱时近多了，一缕缕叫不出的香味向我袭来，很好闻，让我又有了想拉拉她手的欲望。可是姚老板和张姐组成了临时伴侣过来，双双逐个又是散烟又是敬酒，搞得像婚庆似的。

他们轮流唱歌，轮流敬酒。停下来的时光，女人就依偎在男人身边，像只温顺的花猫。姚老板一个劲劝我也唱一首。没办法我想到了当下非常火，吵得大街小巷睡不着，而我才学会的《小芳》：“……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你站在小河旁……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我唱不好，比大好的声音还难听，但没跑调。秀菊却当我是歌手似的，一个劲地鼓掌，停下来时，让我想到曾经肉乎乎的手背。我的手摸索过去，没有去摸，伸出两个指头使劲掐下去，有种想带块肉出来的力气。奇怪的是她没有叫唤，轻微的也没有，倒是另一只手伸过来，像块布软绵绵地将我的手紧紧地包裹上。

第二天我就回常州了。

也就在那年夏天，我离开常州去了上海，与家乡的距离越走越远。

《黄黄》

没想到八十五岁的母亲竟然养了一条犬，还给它取了个名字：黄黄。

说心里话，我一点也不喜欢。说它是宠物吧，没颜值；叫它是看家犬吧，又不够凶猛。去年国庆节回家，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眼睛瞄一下便觉得它像是一只吃了睡睡了吃，养得圆滚滚、肉嘟嘟的大黄猫。它来母亲家两年多了，声音还不曾改变，明明是雌性却整天吼着一副娘娘腔，如一个发育不良的黄毛丫头。

我记得母亲是不喜欢养猫狗的。住在老屋的时候，除了家里的鸡鸭，还有一种动物就是屋后那头一天到晚没吃饱过一样，紧一阵慢一阵长一声短一声吼得没完没了的黑猪。没养狗养猫。母亲说，人都快吃不饱了，养它们干嘛？饱一顿饿一餐嗷嗷叫着听听也是作孽。

唯一养过的一条狗还是读初中的哥哥偷偷抓回来的。他在门边靠墙的柴垛下，抽空了一个小洞，洞口用碎砖码了一个极小的院子。我家的屋檐就成了狗院的天棚。那是一只小花狗，黑白两色，像极了小熊猫。因为院子没出门，有着好奇心的小狗总是爱将它的两只前爪搭在砖头上，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盯着院外的世界，可惜它的后腿力气不够，怎么蹬也翻越不出“围墙”的阻隔。

有天母亲拽柴把，慌忙中碰落一块砖头，砸得花狗喔喔尖叫。母亲没理会，拣菜做饭忙得团围转。屋后猪的吼声还要大哩，还有我和弟弟叫饿的声音。母亲根本没有理会的闲心。直到哥哥放学归来，听到狗叫，来不及放下书包，埋下头翘起屁股去安慰，这才发现花狗的一条后腿断了。狗在叫，哥哥在流泪，他一边用树枝做夹板绑住那条断腿，一边满口咬定是母亲故意整伤花狗的，任凭母亲怎么解释也没用。不久花狗死了，哥哥气得一个多月没和母亲搭腔。

母亲不得不发誓，今后谁也不准抓狗，抓猫回来。在家里，母亲很强势，这底气来源于她的身体，力气。生产队里的人都叫她男子汉，两百来斤的担子压在肩上，也是快走如飞。所以她的话就是家里的圣旨。

在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母亲和父亲不仅没养猫、狗，也没养猪，连同他们的孩子也去了异乡。相依为命的两个人从程家墩搬到村里的桑园场，又从桑园场搬回程家墩。从屋内到地头，一起进出，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经历春夏秋冬。虽然父亲是个一米八几、身材也不算瘦弱的汉子，但生活中，他什么事都让着母亲，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关爱着母亲。他们没红过脸，更没争吵打骂过。他们最盼望的就同我们小时候最盼望的一样，就是过年，短短的几天，他们的笑声比那一年都多。直到二O一七年冬天，父亲去世，丢下母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里。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回到了程家墩，母亲在菜地里浇菜水。我进了锅屋里，拎出一把小木椅，出门。经过鸡舍，脚步声惊动了里面十几只低头啄食的老母鸡，它们“唰”地昂起头，闻到恐怖气息似的纷纷朝里面挤，挨到墙了，涌成一团。“叽叽喳喳”，瞪圆了眼睛。我径直走过。秋阳挂在西边天上，像要掉下来一样，依旧强烈的光泻下，枇杷树宽厚的叶子下面有块画笔画出的浓浓阴影。

我坐在影子里。

一抬头，发现“黄黄”也趴在鸡舍前的阴影里。鸡不怕它，得到庇护似的回到用网拦起来的前沿，“咯咯咯”地长鸣。“黄黄”也不睬它们，趴在地上，前脚后腿伸得笔直的，连尾巴也像一根短柴棒搭在屁股上一样；粽子似的脑袋搁在前腿上，两只大耳朵像两片飘过来的落叶，差点将眼睛也覆盖住了。这模样，让我想到猎户晾晒剥下的兽皮。

心想逗它玩玩。我卷圆了嘴唇，试试吹声口哨。有点沙哑的声音在有些透风的牙齿边顿了顿，但还是传过去了。“黄黄”两片落叶般的耳朵立刻像竖起的雷达，接收有声无形的电波信号；前腿“嗖”地支撑起来，上身斜斜的，像一枚随时可以发射出去的导弹。我再伸出手臂，手心朝天，四根手指朝怀里勾了几下。它没理我，竟然还趴了下去，仿佛对自己刚才过份的灵敏有些不满，“嗷嗷”了两声，又闭上了眼睛。

母亲刚好从菜地那边过来，手里拎着一篮子春色。她笑着说，甭着它身材小，不晓得有多精明呢！别人扔吃的，它都不闻，你哄哄它它会理你？我对母亲说，天快冷了，得防别人下药毒它哩。母亲回答我，它胆子小，只晓得围着我转，不往别处跑。和你小时候一样，村子外也不敢去。

吃饭的时候，就我们俩，母亲坐在我对面。随便吃随便聊，聊着聊着就聊到我下次回来的时间，这是我每次回家母亲必聊的话题。似乎是不舍得我走却又感到无奈。母亲还不糊涂，总是小心翼翼地询问。她说，父亲走了五个年头，快四整年了。今年冬至还回不回来。我说这些年都回来做冬至了，今年应该还会回来的。母亲笑了，很开心的样子。说着话，头不时地歪向桌子下面。我也歪过头。原来是“黄黄”不时用前腿在挠母亲的脚背，像猫玩捉老鼠的游戏。母亲用脚拐推推它，催它去外面玩去，等会会给它吃的。声音柔柔的，像是溪中的石块被水流冲圆了棱角，发不出哗哗的响声。我说，它听你话么？母亲说，听啊，不过它离不开我，离我不会远的，连晚上睡觉也都在房门边上。我好奇地盯着它。

果然，“黄黄”真的出门了，摇着短小的尾巴，屁股一扭一扭的，钻进夕阳下，像只小精灵。

（发2024.11.27《新安晚报》）

《寻找木槿花》

孙子早起时鼻子易流血，去医院看了几次，没效果。这次回家妻子和娘家人聊天，有人传了个方子，说木槿花煮鸡蛋，吃了蛋喝了汤能医治。妻子如获至宝，去老洲，回铜陵途中，屁股挨上座位便东张张西望望，满世界都开着鲜花一样。还再三嘱咐我走路时留点心，眼睛朝两边多瞅瞅。

我说程家墩肯定有。

这个底气源自于记忆。小时候我挨过这个花的枝条，也用它编过花环。村子中间大河边二爹爹家的门前三方，菜地四周都是用它来编织篱笆，防止小菜被猪拱鸡啄。木槿花开的周期很长，从初夏开到晚秋，直到枝头上的叶子被季节一片一片扯尽，仍会残留几朵花儿在寒风中倔犟地绽放。当然也残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永不凋零。

回到程家墩，我便拖她一道去找寻。她说刚刚在街上起了两颗门牙，见人张不开嘴，似乎是顾及形象。我便独自踏上布满落叶的小道。

已是深秋季节，天气依旧沉浸在夏日的氛围里，连续多日三十几度的高温，太阳射在身上有了灼人的疼。不过到了季节，桦树、梓树的叶子还是被时光硬生生地拽下来，一片一片极不情愿地飘落，树枝树梢像上了年纪的人，头发日渐稀疏。树叶落了，村庄变得敞亮，红瓦白墙的房子不再躲躲藏藏，大方地坦露在秋阳下。

大河的表面漂着一层绿色的浮萍，像蒙了一层布满斑点的皮，见不到水的皱褶；岸边水草丛生，几只麻鸭进进出出，河面被犁出一条条的沟壑，如一道道创伤，很快又自行愈合；岸边还有几株歪脖子柳树，秋阳里挥舞着懒散的长袖，展示无人欣赏的身姿；河边没有菜地，大坑连着小宕，布满了枯萎的蒿草。

我没找到木槿花，连同那灰白色的躯干。

二爹爹家的老屋坍塌有些年头了，我曾在杂草乱物中见到过石头雕凿的地宕、石磨。这些是烂不掉的，如同记忆，即便模糊，印迹犹存。现在有几个人正在砌墙，三间房子的平面布局已初具雏形；沟北面二叔家也建了七间平房，屋面是红色的琉璃瓦，水泥粉的外墙，只剩下门窗还没装上；还有南边的汪建家也在造三间。

倒下的可以站起，因为存有希望。

我也存有希望。吃饭时，问母亲。母亲说村里原来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了，比方说以前北埂之渠两边好多的楝树现在也看不到。我问她，北大地靠近小龙庄以前的篱笆都是木槿围扎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母亲摇摇头，说许多年没到那边去了。

决定去碰碰运气。一点多，估计是预报中35度的最高值。出门，沿着北埂之渠的南岸向东，再拐过一座小石桥，穿过干枯仍站立的玉米地，就到了北大地。北大地是生产队时期叫习惯了的一块地名，方方正正的像块大砧板。南面，西面都被邻村的房子包裹住；北边紧邻大路，也是保成、双字人上街的必由之路。

但我没看到植物扎成的篱笆墙，更没有看到木槿花。与村庄相隔的是绿色的栅栏，冷冰冰的金属外表涂上了色彩。那方土地中间，是一条条塑料薄膜围出的大棚，像一列列白色的火车。这是专政的养鸡场，我记得他以前也在上海打工，跟别人后面做水电。办养鸡场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听说还不错。我的视线里他们夫妻在地头不知道忙着什么，远远望去，搭在肩上的红毛巾就像两朵盛开了的木槿花。

归来仍沿着北埂之渠的南岸。太阳已经偏西，村庄的树木为我搭成了天然凉蓬，我行走在树影里，也行走在一片浓浓的竹影里。这竹园是永南家的，我停下脚步，竹园被围墙圈住，同样圈住的的是房子还有寂寞。我仰望这些刺向空中的竹梢，它们像一张张大扫帚重复而又卖力的打扫着空中的污垢。我忽地就想起了永南，他和我同龄，二O一六年底，我在铜陵的新房过年，没回村里。正月听说他年前也回到了程家墩，是他儿子捧在怀里回来的。我没见到那伤心的一刻，最后一次见他是那年夏天，我去常州参加他女儿的结婚宴席。他瘦弱高挑的身材也像面前的一根竹子，我的心隐隐作痛；又想到礼来，老早就开始搞水泥船的，也和我同龄，他走的时候好像是一九九几年。用一个“惨”字形容也不为过，听说那天江面上没什么风浪，船不知怎么就沉下去了；据说他本人可以逃生。他毫不犹豫地钻进水里，是想救被绳子拴在船仓里的儿子。一家四口，只有女儿在上学，逃过一劫。另外三人活生生的命顷刻间没入江底。

水往下流。

我的脚步轻快起来。和我同龄的程家墩有十一人，走了五个，没走的我们成了晚秋里的木槿花。

走出浓荫，远远看见土地中间有一团绿植，枝头上点缀着一些粉红色的花朵。旁边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一双伸出的手。

秋阳下，像一幅画。

《牵牛花的种子》

在家里待了几天，像是与外面隔了一个世纪，出门看看，什么都觉得新鲜。

院外的木箱子里，三株牵牛花的绿色从箱里溢出来，粗粗细细的藤蔓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叶子层层叠叠。六月初我给它们搭了架子，现在它给我编了一道绿色的屏幕，用不了多久，它们还会给我添描上一堵多彩的花墙。

上海人素来爱花，景观区不用说，私家的院子内，客厅里，楼梯口，阳台上，甚至窄窄的窗台边都能见到各种花姿。但走过许多街巷人家，路过乡下田园地头，我却很少见到牵牛花的影子，大概它无颜面对市井，不适合摇曳在精致的盆景中，只能偷偷爬上乡下的篱笆墙吧！

这牵牛花的种子是老家带过来的。

前年中秋，和妻一道回老家，那时天气还有点闷热。我们晚上住在市里，白天到乡下母亲家或老丈人那边走走。有天黄昏散步，邻家门前冬青围成的篱笆上，牵牛花的梢头还有朵朵小花吸引了我的双眸，我的内心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叶子的形状倒是差不多，却不是我家院子里开的那种粉红色，浅白的花管，伸展出的喇叭状又掺杂着一圈淡淡的紫，到了喇叭口又恢复成浅白色，像极了幼童的裙子。目光沿着藤蔓向下，我看到了牵牛花的种子，圆圆的，外壳焦黄得接近透明。顺手摘下一颗，轻捻，壳破，几粒黑色的种子像“围着柱子坐”的蒜瓣卧在手心。我忍不住又摘了几颗，返身回到车上，抽了一张纸巾，像医生包装药片似的卷成小小的长方形状，搁在副驾驶前的玻璃窗下，随我一路颠簸，来到了上海。

收拾完老家带来的东西时竟忘了它的存在，它也不提醒一下，像个老实的庄稼人，毫无怨言静待在窗下，每天屁颠屁颠地随我东奔西跑，直到年前要回家时我才发现这包种子，赶忙将它放到柜子里。

去年四月，封闭在家不能出门，无聊之中想到那包种子，便将它们种到院外的箱子里。箱子是村里统一摆放的，里面有两株山茶树，几朵残花赖在枝叶间，早憔悴了，像随手丢下几天的皱巴巴纸团，伸手一捏吱吱有声，手指间皆是粉末。个把月后牵牛花才发芽出土。现在箱子里生长的是它们的孩子。

想想，有点意思。

牵牛花在我们家叫喇叭花，依照花的形态叫，挺俗的名儿，像乡下孩子“狗子，奤子，二子三子”的外号，叫习惯了反而觉得亲切，没距离感。儿时每一个村庄外围都被篱笆墙围着，芦柴啊树枝啊小竹子什么的都有，保护着庄稼地不被散养的鸡啄，猪拱，鸭踩。村里有姑娘人家的门前也都有个简陋的小花园，里面裁棵栀子花，端午槿，洗澡花，或几株香草，围着这些花的同样是浅浅的篱笆，像是在遮挡着姑娘的心思。这些篱笆上或密或疏都有牵牛花的影子，在那个黑白色彩浓郁的年代，它们是村庄的花衣裳。

直到到了他乡，早将牵牛花忘到九霄云外了。

六年前，我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终于得以在上海的乡下买了一栋带有院子的民房。简单装修一番，当年的夏天我就搬进了新居。几天后我发现靠西边围墙边有几株牵牛花，还有一株缠绕在枇杷树上，粉红色的花朵顺着藤蔓开得正艳。当时我没把它放在心里，一朵普普通通的牵牛花，即便再久的时光未见，相逢而被忽略也是很平常的事。

次年浅夏，镇里要创文明卫生城镇，房子四周必须要清理干净。工地上的模板，机械可以处理掉，许多随时要用的小工具总得寻个安放的地方。儿子无奈，只得砍了枇杷树，拔了月季苗，清净了袅袅娜娜的牵牛花，铲光了葱郁的铜钱草。沿着围墙用钢管搭了一排架子，上下几格横七竖八，工具塞满了空间。那年浅秋，我无意间发现从乱糟糟的工具缝隙中，竟然又钻出了牵牛花纤细的藤蔓，它们缠着打包带，绕着竖起的钢管，小心翼翼，却又不屈不挠抬着尖细的头颅，牵引着虚弱的身子，努力地爬向着阳光。虽然三角形的叶子有点朝下低垂，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在长长细细的绿藤间，居然显现出几朵朝上盛开出的小花，状似喇叭，白中涂抹着浅红，像极了少女的嘴唇。我想，这哪里是花啊，分明是抢在藤蔓尚未枯萎前，匆匆忙忙孕育着生生不息的生命种子。

也是这年夏季，我身体不适，在青浦中山医院住了几天，每天早上要接受护士的体温表，一二三的嘱咐，还有值班医生的查询，挂两小瓶水，下午就没人问了。家里人都在忙碌，看望我的时间都在晚饭后，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一个人面对几个哼哼唧唧的病友。时值六月，午后下楼一个人独行在医院的小花园里。花园里其实没有花，只有冬青和香樟，弯曲的鹅卵石小道上塞满了阳光，塞满了热烘烘的风。还好有片小竹林，疏光浅影下有几张长木凳。坐在那里目光游离在修剪成花篮般的冬青上，发现竟有几朵牵牛花，像被烈日晒干了水份，耷拉在平整的树冠上。我不知道是它的倔犟还是园丁的的疏忽大意，但它确实还在生长，那种绿没有大片的，像一根流动的生命命脉，在阳光下我竟然有了爽凉的感觉。

凝视着这不起眼却又倔犟的生命，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一株牵牛花。

从此，当春天的脚步不急不缓地走来时，我都留意牵牛花的秧苗是否顺利出土。在夏天的烈日之下，静等第一朵小花悄然盛开。

现在。每天黄昏时分，我领着五岁的孙子出门看看，比比牵牛花的高度。我对他说，这是老家的牵牛花。孙子望望我，似懂非懂地直点头，好像渴望早点看看花开出来的模样。我想，它们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发2022年湖北《鄂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