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的国土仅为37万平方千米，正好相当于湖南与江西两省面积之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块弹丸之地，却从16世纪末开始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与灾难。
凡事皆有因。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中列举了四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武士道”。“武士道”兴盛于日本战国时期。日本人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形成了日本人尤其是武士军人阶层相当分裂的人格特征。日本封建武士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荒唐至极。超越必先了解！如果想要超越日本这个中国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主要“对手”，于中国国民而言，“日本战国史”是很好的教科书。
和中国的许多历史阶段一样，关于日本战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观点也有很多，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从公元1467年的应仁之乱到1615年德川家康消灭丰城氏；但是我并不打算写编年体类文章，那样枯燥无味，世人皆爱读英雄，日本著名的“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及武田信玄、本多忠胜等名将在日本拥有极高人气，在其国内地位与中国的秦皇汉武关公项羽一般。
嗯，所以它是白话文纪传体。
日本战国的背景
在这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日本战国的军事体系以及其历史背景，为后文做一个铺垫。
“天皇”其实是中国上古三皇五帝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秦始皇嬴政不敢自称这些名号是对祖宗的敬仰，于是自称始皇帝，后人也没再称始皇是对嬴政的尊敬。而日本人可不管这个版权问题，拿来主义，日本天皇自其伊始，就是日本人心中神的象征，那既然是神就得有点神仙的范儿，日本天皇拥有三件神器，八尺勾玉、八咫镜和草薙剑，我这可绝不是在写拳皇98更不是海贼王，这三件神器可是历代天皇标榜正统的宝物，就像中国的和氏璧传国玉玺，三件神器现在分别供奉在东京皇居、伊势神宫以及热田神宫内，普通人无法窥探神器之究竟。
正所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权力也逃脱不了自然规律，公元794年日本朝廷为了对抗北方的虾夷人设立征夷大将军这一职位，允许其开设幕府，招募幕僚，将军就有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和集团，其幕僚唯将军之命是从；渐渐的天皇的大权旁落，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君主，而到了战国时代前夕，日本国的实权早已牢牢掌握在幕府将军的手中。日本幕府体制是以军政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套日本特有封建体系，其最高统治者是一品征夷大将军，而在地方上，则由幕府将军委托指派的守护大名统治，二者皆是世袭制度。
有人说日本战国时期的战争与中国古代战争相比简直就是村与村之间的械斗，丰臣秀吉远征朝鲜的时候日本全国人口保守统计只有700万左右，全国正规军兵力不足30万，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万历年间的人口则高达2亿人；其实不然，在冷兵器时代军队指挥以及后勤保障系统是比较落后的，将军们就算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在一场战役中也指挥不了上百万的军队，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可是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大兵团会战基本都在几十万这一军队数量级上，反观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关原之战”动用的军队也高达15万之多；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电力通讯指挥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逐渐发达起来，才有了德国和苏联上百万级别的军团死磕。
历史的演变缘由无非就是人们对权力的追逐，日本战国的开端“应仁之乱”也是如此，室町幕府时代确立了“守护领国制”，大大增强了地方上守护大名的的军事权力，室町幕府时代的征夷大将军是足利氏一族，而到了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执政时期开始实行疯狂的削藩政策，“三管四职”是当时日本最有权势的守护大名，眼看着同僚一个个挨整，“四职”之一的赤松家率先发难，赤松家督赤松满祐在自家设了一场“鸿门宴”，酒到半酣，赤松满祐的儿子赤松教康带着一群武士朝着宾客一阵乱砍，可怜的大将军足利义教，在饭桌上成了刀下亡魂。足利义教死后，其长子足利义胜继位不到一年也挂了，兄终弟及，弟弟足利义政掌权，足利义政是个艺术家，喜欢混娱乐圈，是日本东山文化的开创者，压根不是当大将军的料，对两大宠臣伊势贞亲和临济宗僧言听计从，大将军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反复无常优柔寡断，甚至在家督继承问题上把自己的亲弟弟足利义视狠狠的耍了一把，之后又触怒了山名持丰这样名望极高的大人物，招致了长达十年的东西军战乱，史称“应仁之乱”，日本京都沦为一片废墟，生灵涂炭；而地方大名之前被削藩整得苦不堪言，趁着中央政府内乱，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受中央管束了，日本的幕府将军中央集权体制开始走向坍塌，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日本战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