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倾向于把中西方对等考量，其实学术上，中华科学在更高的层面。就生命保全科学来说，中华研究生命，西方研究物质，生命当然在物质之上。
这里展开简单的讨论，以正视听。
现代科学有两种创造性活动：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人们普遍认可科学发现，推崇发现电磁理论的赫兹和麦克斯韦，认为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发明无线电的马可尼虽然成为亿万富翁，却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
这个例子中，脱离有形，追求无形的意图非常明显。这来自古希腊主人和奴隶的区别，劳作是下等人的职责，思考是上等人的荣耀，有形的技艺并不重要，世界的真相才是根本。
随着现代科学兴起，自由思索被科学规则所压抑，各种概念都要符合实际，内涵外延都要求清晰无误，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写照。科学来自人的聪明思考，算主观创造，但都紧贴有形的存在，努力到此为止，发现自然规律是人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再没有更超越的思想创造了。
发现1、4、9、16这类数字后面的规律，和发现各种相互作用后面的力，和解释不同元素的特性不同，都是一个本质，即客观世界（扩大点说是确定的存在）后面的规律，现代科学探索几乎可以这样概括。
这种科学有非常多精妙的创造，比如麦克斯韦方程组，那是对过往诸多零散理论的总结概括，彻底解决了电磁场的一切问题；又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把能量和空间统一了。但无论如何，它们是对客观世界的忠实描述，人负责发现这些规律，结论不涉及主观因素。
医学上，发现肺部呼吸的机制，解读X光片的输出结果，理解血液中流淌的DNA片段，发现遏制细菌感染的方法，想办法遏制癌细胞的生长，本质上是对这些规律的利用。
只要是发现，就不应当过分赞赏，只要人类没有停止前进，各种科学认识就会产生，没有赫兹和麦克斯韦，电磁波也不会永远埋没，只会稍晚一点面世；没有弗莱明，青霉素也会稍后被人发现。
人们往往高估科学发现，它高度依靠技术体系，工具有了，知识往往能获得。当初，医学大进展的取得，是发现了细菌、细胞等等细微的存在，它们之所以进入科学的视线，是显微镜的出现。显微镜出现了，把身体组织放上去，真相就几乎获得了，所以，进展更是工具的功劳。现在更是这样，可以这么概括，当下的任何成就都需要工具给出，工具没有改进，科学只能逡巡不前。
工具也很大程度上是发现的，医学上，X光机、B超、CT、显微镜、离子探针，都针对身体物质的特性，结合时代的物质供给而制造出来，身体就是那么回事，工具也必须如此这般，没有多少自由创造。比如，要感知细胞表面离子通道，就得有个极敏感的电传感器贴上去，然后加上大倍率的放大器将之放大。
百多年前，人们的发明创造局限于显微镜、听筒和温度计，现在已经很精细了，能感知细胞上离子通道的打开和关闭；已经很先进了，能准确剪切某一特征的DNA并加以修饰；已经很复杂了，比如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
我们不应过于满足，它们都对应细节的生命物质，或宏观生命的单一特性。先进性是相对的，和精妙的生命相比，和要解决的问题相比，还相差太远。
麦克斯韦方程组和广义相对论也是这样，相对于生命保全的任务，它们就简单多了，或者说，不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一种科学模式。
人们发挥着聪明才智，追求精密和灵巧，各种先进设备都令人惊叹，但抱歉的是，先进只是立足于技术元素的先进，从生命保全的角度，它们就没有多么先进。暗示这样的结论：人们只是在既定方向上前进而已，生命这个庞然大物仍然保持着它的神秘性，进步就没有多少。
生命是物质之上的涌现，灵性是神经元之上的涌现，我们需要在现代生命科学之上继续展开，结合老祖先留下的宝贵见识，发展基于生命的医学，以超越和补充基于物质的医学。
这就是中华医学的价值，审视中华医学文化，发现它们是在有形的认识之上的新层面，它们是可能的，因为生命是在物质之上的新层面；依据中华思维发展的处置方法也要应对生命的高级层面，也可能是有效的。
西医也有指导人们养生锻炼预防的认识，它们零散地存在着，控制血脂，预防糖尿病，防治结石，降低癌症风险，有各自的策略，显得正确而在理，却是零散的，就事论事，有效性无法探知，很多还会相互矛盾。
这是把病态的思路用于健康态，在病态，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西医策略相对有效；在健康态，生命是整合的存在，需要引入中华思维，整合加工已有知识，形成科学的生命保全层面。
在发现这条路上，进步已经很难了，我们还有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应当换个模式，不能局限于有形的发现，应当激励无形的思想创造，激发相应的技术发明，进而发展相应的科学。
不论世界多么复杂，无论科学认识多么深奥，中国人总能聪明地学会，归纳提炼新的认识，从复杂中发现简洁，从具体中创造抽象。当时，人们从纷乱现象中总结提炼，提出天人、阴阳等观点，总结提炼形成“道”，就是成功之举。医学上，《黄帝内经》就是对过往零散经验的总结提炼，打造了宏伟的格局。
时代已经非常先进，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中华应当继续发挥特殊能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统合现代科学知识，开启认识生命的新视角。特别是，当互联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形成，贡献了海量数据，在此之上的高级规律的挖掘更为可行。
我们区分中西医为整体观医学和还原论医学，这是把两者摆到同一层次，导致人们对两者的比长较短，导致中医有意无意地靠近西医。其实，中医是研究生命的，西医是研究物质的，两者并不对等。现阶段的中医集中于病态，确实对等于西医，今后，中医需要寻找那些生命显著存在的场合而发挥作用，驾驭现代科技而发展。
说中华能建立新的层面，不是说我们可以“逍遥法外”，一切都要经得起科学的审视，比如，人们在治未病的理念下展开各种行动，它们是有效的，就要反应到身体特征的变化，基于最终结局获得证明。
罗素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有一个社会，不承认现代物理学的学说，一个敌对的政府所雇用的物理学家们会很容易地把那个社会毁灭掉。”他是要提醒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掌控，这方面我们过去确实做得不好。好在我们成长了，在文化的指导下，我们还能获得超越科学的能力。我们还可以附加一句“如果有一种文化，能理解物质之上的更多道理，并将之反过来应用于物质，就更能引领世界的发展。”
徐光启是最早接触近代西方的一批人，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策略，“翻译、会通、超胜”是他提出的循序渐进三阶段，先了解对方的底细，然后加以消化吸收，最后形成超越西方的新文化。
这观点的高明之处，是看到了中华文化的真正价值，即最终做到超胜，在文化的指导下驾驭科学成果。现在，随着互联时代的开启，机会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