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在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书写服装）并将其概括为两大对比项（服装/世事，服装/流行）后，便着手建立用于分析对比项的符号学系统，在这里巴特借用了叶尔姆斯列夫（叶尔姆斯列夫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他接受索绪尔"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理论并加以发挥，用演绎的方法分析语言的结构，试图建立起一种抽象的、能适用于各种语言分析的理论，形成一个独树一帜的语言学流派。它和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一起，并称为结构语言学的三大学派。）的ERC理论：语言学可以区分为表达层（E）与内容层（C），这两个层面是由关系（R）结构起来的，两个层面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共同组成一个系统（ERC）。巴特结合自己的神话学理论，提出了含蓄意指与元语言层的概念。在含蓄意指系统中，第一系统成为了第二系统的表达层：（ERC）RC，系统1与直接意指层面对应，系统2与含蓄意指层面对应。在第二种情况：元语言中，第一系统成为了第二系统的内容层：ER（ERC），系统1便与对象语言层相对应，系统2与元语言层相对应。含蓄意指与元语言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系统在第二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元语言是一种操作法，其作用在于提供一个真实的系统，它来源于第一层次的能指整体，用巴特的话来说，源自“描述本质”。而含蓄意指与元语言相反，它在社会性的语言基础上形成，以第一层次的信息支撑起第二层次的意义。
罗兰·巴特并没有满足于含蓄意指与元语言这两种系统，它在分节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系统体。但由于分节语言都是由两系统充斥的，因此在建构系统的第三层次时，罗兰·巴特将目光从语言转移到了事物或意象，在事物或意象层面寻找符码来完成自己的三系统体。毕竟，一个拥有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或元语言）的系统完全可以容纳一个事物的主要意象。这样的三系统经过分节后，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分节方式：一是从事物的真实符码到语言的直接意指系统；二是从语言的直接意指系统到语言的含蓄意指系统。以图示展示为：
这样，当真实符码成为术语系统的所指（即直接意指），系统1与系统2便组合成为一个元语言的结构，然后这个双重系统（系统1与系统2）成为最终含蓄意指的能指，融入新的修辞系统之中。系统3成为了纯粹的含蓄意指，居于中间的系统2既是直接意指（与系统3结构），同时又是元语言（与系统1结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系统2与系统3都是语言的，它们的能指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系统1却是真实的，因此在系统1与系统2之间，它们的能指无法相互联系。在这种分离的情况下，真实符码被语言的所指，具有概念性的那一部分所取得（或者说是代替），进而将真实符码纳入整个系统。关于三系统体，罗兰·巴特以他特别针对这一系统概念提出的“习得的公路符码”为例进行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