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利民本想着在家能够好好休养一番，新买的房子他一晚都还没住过，想必睡起觉来一定是极舒适的。
但是事情总不遂他愿，王利民一到家，父母就开始跟他抱怨起邻居不地道的行为。
王利民的新家安在一片高档小区内，三面环水，内铺柏油马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远盖过城市钢筋水泥的喧嚣。王利民本以为配上“高档”二字，就可稍微远离市井小民的俗气，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争点蝇头小利。
事情是这样的，公寓的每层住两家人，在电梯门口有一片公共区域，由两家平摊物管费。几天前，王利民家对门在公共区域里靠墙打了一排鞋柜，正好占墙的一半面积，意思不言而喻，便是剩下的一半给对家。
这样一来，王利民的父母便不开心了。尤其是父亲，打第一眼看到突兀的鞋柜，心里的火气便压不住了，虽然没有直接找对门理论，却几番打电话给物管处，声称鞋柜一天不拆，物管费就一天不交。
母亲虽也不开心——毕竟那是两家共有的地面，怎么能不经商量就私自造一鞋柜呢——但心里却另有想法。母亲说，自己原也有心思在那里做柜子之类的东西，等以后有了孙子孙女也好放放杂物，所以既然邻居已先做了这事，就权当默许了吧，日后咱家也做就是了。
父亲听了这话，直斥母亲是在胡说八道，他一再主张，公共区域就是公共区域，要么由物管统一安排做设施，要么什么也不能做。
但是很快，物管给了这样的答复：这事还得业主自己之间协商，我们原则上是不赞同的。
王利民自然猜出了物管的言下之意，公共区域空着也是空着，只要不造些出格的东西，也无伤大雅，况且打柜子在这片小区内已是遍地开花，对家现在才做还是晚的呢。
母亲了解父亲的火爆脾气，于是就劝王利民去找邻居协商，免得把事情闹大。但王利民本已劳累至极，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已经在地狱待了两个月了，就别再让我回人间了”，所以他根本无心再为这点小事伤神。
他引用三尺巷的故事委婉劝父亲说：“木已成舟，您老总不至于再让对家把柜子拆了吧，那以后那么长日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难看呐？您且就发扬一下宽以待人的中华传统美德，不与他们这些争小利的人一般见识吧。“
王利民的话虽然没有很好地泄了父亲的火气，但也让父亲不再像初时那般几欲拔刀相向，之后的几天父亲去物管处的次数也渐渐少了。
2、
“我已经在地狱待了两个月了，就别再让我回人间了”，这句话并不是王利民为了搪塞父母而随口瞎编的，过去的两个月里，他确实算得上心力交瘁。
王利民是颇有影响力的航灯杂志社的一名记者，主要做的是招牌专栏《Civil Point》的调查采访工作，这个专栏虽然是只有八个人的小组，但他们每期的报道总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就在差不多半年前，《Civil Point》的总编谢宾交给王利民一项卧底任务，这也是王利民入组以后接到的第一个上一线的任务——到一家名为“高点教育”的培训机构做卧底英语教师。
王利民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能说一口流利且地道的英文，并且不仅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很能为人师，就连他的外貌体格也是足够“老道”的，所以这项卧底任务用总编的话来说就是“有且只有利民你能胜任了”。
对于这么一项重大的调查任务，王利民当然不愿错过，忐忑中也有一股隐隐的期待，因为这足以让他一战成名，他心底多年的“名记”梦想也很有可能因此而实现。
尽管总编谢宾调查开始前一再跟王利民强调此次卧底潜在的巨大危险，但直到真正进入到“现场”，王利民才体会到“危险”二字的真实含义。
“高点教育”是一家没有任何资质的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在卧底前的资料搜集中，“深厚背景”一词在报告里多次被强调，这就意味着王利民的真实身份一旦被揭穿，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了。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生命上的危险，那么并不足以让王利民产生退缩的念头，卧底记者的字典里要是写满“畏死”二字也就做不成了。随着卧底的深入和调查的推进，真正让王利民一再想退出的是精神的折磨以及因为“介入事件”而产生的对自己的深深的怀疑。
最初《Civil Point》之所以定这个选题，不过是想通过调查来揭露“禁补令”大环境下的课外补习乱象，而为了能够使样本拥有足够权威的代表性，总编谢宾最终决定选择邻市远近闻名“高点教育”，同时还有另外两层考虑：一则为何“高点教育”没有任何资质这一公开的秘密被一众家长选择性地忽视？二则在整条补习产业链上各方的冲突是如何调和的？
显然谢宾在为王利民卧底工作预设方向时，也已经为问题预设好了答案，他希望的是通过王利民的第一手资料来进一步佐证他早已做好的结论。
所以，之后事件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谢宾的控制范围，更得到了一个令全体组员哭笑不得结果——《Civil Point》记者协助警方逮捕企图卷款逃走的“高点教育”创始人高一点，其专栏报道《十万学子梦碎“高点”事件始末》一文却引发家长和教师的网络集体炮轰。
事后，总编谢宾迫于压力公开宣布辞职，而《Civil Point》另外七名成员则被航灯杂志社强制休假半年。
整个事件对王利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他不仅要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更因为在卧底期间一系列的触动而对自己产生怀疑，进而使得他和谢宾这位曾经的恩师就此分道扬镳。
然而王利民对这样的结局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觉得自己从未像现在这般认清楚自己。他在协助警方做调查笔录时这样说道：“一开始我和谢宾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高点教育’不过是个发教育财的商业机构罢了，它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大，不外乎要么是有背景，要么是宣传做得好外加有点底子，家长的钱还不好挣嘛……
后来我通过面试还有培训正式开始做讲师，我真的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原来我过去看待学生还有教育的眼光全都只是曾经作为学生的视角，当我真正融入到‘高点教育’教师这一角色中时，我才发现我们的教育是如此的丑陋不堪，却又是如此的牢不可破。
警察同志，您知道在哲学里有一个词叫‘良质’吗？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身上有良质，但我们都羞于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良质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各行各业都有良质，形形色色的各类人也都有良质，但由于我们始终无法给良质定义，所以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追求良质而又否认它。
这么说您一定觉得很荒谬是吧……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说。
就拿教育来说，我们小时候考试，满分是一百分。所有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够考高分，但什么是高分呢？一百分肯定是高分，不过我们很难拿到，于是我们就退一步觉得拿到九十分就满足了，但是当看到大家都考到九十分以上时，这种满足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最好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考了九十分以上，哪怕只有九十点五分，而其他人全都八十九我也会非常满足，因为这时候我觉得全班只有我是良质的。
我举这个例子您可能就觉得我在故弄玄虚了，您会认为‘良质’照我这么说就是优良、优越的意思嘛……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您这么认为，那就正像我前面所说的，您还是以学生的视角来看，这才是最荒谬的。您要彻底摆脱学生的视角，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老师给全班设定了一百分这个上限，老师又给学生打分，决定谁拿一百分，也决定多少人拿不到九十分，那么这时拿到一百分的或是拿到九十分的那个学生觉着自己有良质了，并且以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辛苦努力考到的，这不是荒谬是什么？进一步说，老师只是一个象征，在教育行业里是老师，在企业里就变成了老板，在国家里就变成了政客，等等，这些最终都指向一个东西，那就是良质，或者说是人性里万古恒定的本质，或者说是将我们每个人都捆在其上不得动弹的那张网。它没有好坏，更没有对错，一切使然如此。
您说这和‘高点教育’事件有什么关系是吧。我可能扯得有点远了，对不起。
我就说后来我和谢宾开始有意见分歧了吧。他让我从当局、‘高点教育’、家长学生和教师这几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入手找材料，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也这么做了。我虽然去国外留学过，但我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还差点拿状元，所以对‘高点教育’的那一套自然烂熟于心。我很快就可以申请正式入职了，但这样的话他们就要调我的档案了，我肯定不能暴露，于是我就借口各种托词。还好我学了点心理学，对人情也了解得很，别看就短短两个月，为了以一个编外人员的身份就能拿到内部资料，我可是下了不少血本的。
但是我调查得越多，认识的人越多，对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了解得越深，我就越发厌恶谢宾，或者说厌恶我自己。最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他妈的凭什么来这里卧底呢？我在大学里学做记者时印象最深的词就有‘隐私’、‘人情’，可到我真正做记者的时候就全都忘了，或者我根本就是拿着这两块盾牌干所有原本耻于干的恶事……
好好，警察同志，我不讲个人学习史了，我保证也不瞎扯了！高一点这个人嘛，说实话我还真有点佩服他的。一开始我们的线人说他跟某位有关，后来我才知道不就是孔方兄的事儿呗。因为正好赶上‘高点教育’三周年庆典嘛，我作为有突出表现的新人，破例得到他的单独接见，结果那天在他办公室，就聊了几句他竟然猜到了我的身份，太他妈牛逼了。所以我就干脆跟他摊牌，问了他不少的事儿……
您说我问了什么事儿？抱歉，警察同志，我跟他保证过，绝不透露给任何第三个人，不过您放心，我问的事，绝对跟案子没关，你们要我该举证他的我一定都照办，公事不耽误我明白的……”
3、
邻居家终于经不住物管的几番劝导，上门和王利民一家协商来了。
来的是当家的一对夫妻，很年轻，丈夫姓屠，妻子姓栗。
简单寒暄几句，屠先生便开门见山地说：“王先生，鞋柜的事，就请您和您的家人多多担待了。实在您要是不开心，我们也不会不讲理不拆的。”
王利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说道：“啊，既然装都已经装了，肯定没有再拆的道理，不然以后还见不见面了，对吧。”
“对对，我就说邻居家也一定都是讲理的人，他呀就是不信。”栗女士笑着附和道。
屠先生故作尴尬，笑道：“哈哈，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王先生，实话跟您说，我们家有两个调皮捣蛋鬼，小孩子，个子长得快，脚也不落下是不，再加上我们家人也多，家里拢共就那么大点地方，总堆着鞋子看着也不舒服是吧？”
不待王利民说话，栗女士就接过丈夫的话说道：“还有就是啊，王先生其实您看，电梯那块是公共区域嘛，那么大空着放那，不也浪费不是？就说咱们这片小区，哪家没打个柜子什么的，您现在是家里没小孩，等有了小孩就知道，那个闹得叫一个乱啊。”
屠先生咳嗽一声，打断道：“哈哈，还没问王先生在哪高就啊？”
王利民端着茶杯喝了半天，终于又说上话了，“嗨，就是一个小报记者。”
“记者啊！”屠栗夫妇相视片刻，屠先生问道：“失敬失敬，我原先还以为您是哪家企业的老总呢。”
“哈哈，我也想是呢。”王利民调侃一句，说道：“不知您二位是？”
屠先生说道：“哦，我们夫妻俩都是没什么前途的老师，混口体制的饭吃。”
“哟，人民教师啊，失礼失礼！”
“对了，冒昧再问您一句，请问您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栗女士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王利民一愣，还是回答道：“航灯杂志社。”
屠栗夫妇再次对视一眼，均显得有些尴尬。
王利民微不可查地皱了下眉头，说道：“有话但说无妨。”
屠先生摸了摸鼻子，说道：“我猜您就是王利民王记者吧。”
“嗯。”
“您可知道，您现在在我们教师圈子里可是出了大名的了。”
“想必是臭名吧。”
“哈哈哈……”屠先生有些窘色，说道：“臭名倒不至于，只是您写的那篇报道，对我们教师来说确实有失公允，咱们实话实说对吧。”
王利民点点头，说道：“那我也实话实说吧，那篇报道最后的确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与我的初衷根本背道而驰了，我在这里也向你们道个歉。”
说罢王利民起身，郑重其事地向屠栗夫妇鞠了个躬。
屠栗夫妇起身忙道：“您严重了！”
王利民继续说道：“在我没有去卧底之前，我对教师尤其是那些培训教育机构的确实存在很大的偏见，一定要归咎于一个问题上的话，那大概就是我太过理想主义了。不过说来也可笑，我毕竟已经做了十多年的记者了，却还那么看不透人性使然的东西，实在是丢人。”
屠先生摆摆手，说道：“您大可不必如此自责，您的那篇报道其实也有不少是我颇为赞同的。我记得在评论部分您有写这么一段，‘家长们困惑了，明明北大清华不会就近招生，那凭什么他们自己的孩子不能依靠额外的努力去争取那万中无一的机会？老师们也困惑了，既然高考的分数线是斩断一切的无情之刃，那为什么他们的补习之道却成了原罪？就连那十万学子也困惑了，大人们整天都在呐喊减负减负，可怎么自己肩膀上的重量就负负得正了？’”
“您瞧，我都给您背下来了，还有一句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最后一段倒数第二行，‘聪明的高一点们不聪明了，那些愚笨的韩小明们也会不愚笨了吗？这横亘在历史长河里永不流走的人性使然的顽石，终究因一代又一代不起眼的水滴而冲洗得愈发锃亮。’”
屠先生越说越兴奋，“其实我们也不是针对您那篇报道咒骂，更不会是针对您个人，只是我们都觉得，高一点和他的‘高点教育’根本没啥错，就像我们夫妻俩，平时在外面偷着开小课，家长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给多少钱都乐意，谁还会去举报？再拿咱们讨论鞋柜这事来说，我承认我们是贪图那点空间的小便宜，我也知道多大的家嫌大呀，就是再给我们两百平的空地，外面的公共区域该占的也得占。这是我们的错吗？我不觉得，真心不觉得，人性本来就是如此，不过得亏我们今天遇到您这样能讲理的人，要是碰上那些五大三粗混黑社会的，硬要咱拆咱肯定也会拆不是，他要是想自个儿独占了咱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是？再回到您毁掉‘高点教育’这事上，我站在您的角度肯定不会觉得您做错了什么，记者嘛，报道事实天经地义，您既没有诬陷他们什么，也没有过渡阐释些什么，有错吗？没错，可没错不代表大家都喜欢呀，错与对和讨厌与喜欢从来就不是什么因果关系，唯一能成为因的东西，我想也只有利这么一个玩意儿了。”
王利民沉思了很久，不置可否地说道：“其实我在自己的记者手记中写了和那篇报道很不一样的文字，回头有空我可以发你们邮件。不瞒你们说，在我卧底的最后几天里，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完全不再去想‘高点教育’该不该被取缔的问题，就连高一点要卷款潜逃我都已经不那么在乎了。我问了一起的其他老师，管理人员，家长还有学生，其中有一个问题我几乎每个人都问了，我问，‘你相信有一种思想，一旦你拥有了，这世间就再不会有令你困扰的东西，你相信有吗？’他们无一例外都回答说有，但是再问到该如何去获取这种思想时，他们回答就各不相同了。有的人说，当我成为亿万富翁时我就会有的；有的人说，如果我身边的亲人都死光了，我就有了；还有人说，除非我自己死的那天，不然我不会有的；有的学生就很简单了，他们说不用上学就什么困扰都没有啦；不过有个高二的学生很不一样，他说‘学哲学才会有吧，不过可能最终也没什么用’……”
王利民长长地叹了口气，问道：“如果是你们，你们怎么回答？”
屠栗夫妇各自想了一会，屠先生先说道：“我确实也相信是有这么一种思想的，而且自人类会思考那天起就有了。不过历数万年来有智慧的人类，其中有这种思想的人估计扳着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吧，而且就像那个学生说的，真的没什么用。因为明明周围所有人都在往一个方向走，而你却要往截然相反的方向去，还说其他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无良无耻绝子绝孙的，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我附议。”栗女士说道。
王利民又端起茶杯，发现里面没茶了，复又放下，说道：“如果按照你这种说法扩展一下，我觉得不仅我的卧底行为应当被严厉地谴责，就连我做记者的职业也是不被鼓励的。”
屠先生有些困惑：“哦？这话怎么说？”
王利民说道：“卧底的内在定义就是，隐瞒自己的身份而套取别人本不会透露的信息。那么卧底的意义应该怎么厘定呢？为了满足当事人以外的一切人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又是什么呢？既然当事人并不愿意透露私有的信息，那其他人又何来知情权呢？于是新闻学在这里又引入了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其实也是很宽泛的。因为一来公共利益是个无形的东西，它不能像金钱一样用实体替换，也不能依靠科学测量来证明它的存在，最后只能靠一个叫做‘人心’的东西做判断，这真是太荒唐了。二来就算先承认了一个公共利益的存在，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满足了他们的公共利益，那么当事人的公共利益就没有了吗？如果你说因为其他人远多于当事人，那么就连新闻学自身都不会同意的，因为斯图尔特·密尔有一句话被奉为圭臬，‘假如全人类都意见相同，而只有一个人持有反对意见，即使这个场合，人类也没有迫使这个人沉默的权利。’所以这里又承接了你刚刚所说的向两个方向走的问题，其实没有对错，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屠先生问道：“那为什么做记者也不被鼓励了呢？”
王利民说道：“这就更容易解释了。你看，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谁还愿意去相信真话呢？大家都更愿意活在‘后真相时代’，一切都顺遂我的意，仿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大。没有人能够禁受住如此大的诱惑，没有人。”
“这是理性的问题了。”栗女士小声地插了一句话。
屠先生否定道：“不不，王先生说得很对，我们俩不就不愿意相信真话吗，我们看到王先生的那篇报道的第一反应不也是选择性地忽略事实而破口大骂吗？看来记者这一职业真的衰落了，说实话，我感到难过，有什么挽救的方法吗？”
王利民说道：“一切都可以挽救，只是人们是否愿意打个响指的问题。”
屠先生说道：“看来多数人都不愿意打响指的。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您太杞人忧天了。”王利民笑道：“人们从来都是如此，世界也从来都是如此。人类不过是地球的一抔尘土，而地球又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亘古不变。好了，我们聊得够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屠栗夫妇看了看时间，起身告辞。
4、
“高点教育”事件一审结束，高一点被判了十五年。
王利民征得法院同意，对高一点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采访。
“还上诉吗？”王利民看着面色红润的高一点，问道。
“不了。”
“出来以后准备干什么？”
“谁能想到那么远的事。”
“你恨我吗？”
“有点，不过都无所谓了。”
“你知道谢宾被迫辞职了吗？”
“知道。”
“那篇报道看了没？”
“看了。”
“你觉得我写得偏颇吗？”
“看对谁了，对我，哼。”
采访很快就结束了，就在王利民起身的时候，高一点突然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卷款逃走吗？”
王利民摇摇头。
“因为你来了。”高一点走到牢房门口的时候，回身向王利民高高地竖起中指。
出了监狱，王利民很远就看到了站在马路边的谢宾，正抽着烟，凛冽的北风吹着他那不多的头发飘然横立。
谢宾也看见了王利民，向他招手。
“师父。”王利民走了过去，打声招呼。
谢宾吐了口烟，说道：“还叫什么师父，以后都叫老谢吧。”
王利民不说话，靠在左前车门上。
“你来看高一点的？”谢宾问道。
“嗯，你也来看他？”
“不，我来找你的。”
“找我干什么？”王利民有点疑惑。
谢宾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扔地上，踩了踩，说道：“我准备办个新媒体平台，不做民生了，就做成经济版的。”
顿了顿，谢宾看向王利民说：“你本科读的是政治经济学，国外留学的又是最前沿的大数据，我希望你能帮我一把。”
“我……”
“我知道，我们师徒俩价值观上已经彻底陌路了，但我觉得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以及一切业务上的合作。利民，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王利民说道：“您知道我的，我就只想做个记者而已。”
谢宾说道：“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不会要你离开航灯到我那去，我是来请你做顾问的。”
“那我考虑考虑吧。”
谢宾哈哈一笑，拍了拍王利民的肩膀，说道：“好，不急不急，我那还一团乱呢。走，今晚到我家吃饭去，你师娘啊……咳咳，跟我念叨好久了，责怪我怎么好长时间没叫你去家里吃饭了，哈哈哈……”
5、
半年的强制休假很快就结束了，王利民的父母又开始在他耳边唠叨，不过这回不再是鞋柜的问题。
可也不比鞋柜强到哪去。
“你是不是要等我们老俩口死了你才找老婆？”
“你看你都多大了，等隔壁小屠夫妻俩到你这岁数的时候，他们孩子都该谈恋爱了！”
“早点有个孩子给我们带带这点要求就要了你的命是不是？你再不去找对象就别想进这个家门了！”
王利民选择用沉默的力量来应对父母的一切言语，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做什么样的抗争，都只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才有意义。
人性使然。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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