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已不再处于白热化，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如果你问我，转基因作物有没有潜在风险的可能，我会告诉你：有！
但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譬如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它们一直是各种反转基因文章的重点打击对象，因为它们需要和除草剂草甘膦配合使用，而草甘膦的安全性一直遭到公众质疑。
去年，加州一位名叫德韦恩·约翰逊（Dewayne Johnson）的学校场地管理员将生产草甘膦除草剂的公司孟山都告上了法庭，因为他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一种治愈率不算高的恶性肿瘤，而他认为造成肿瘤的罪魁祸首就是他在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草甘膦。
2018年8月11日，加州高级法院的陪审团作出了裁决：认定草甘膦的使用导致了原告德韦恩患癌，判孟山都公司败诉，赔偿德韦恩2.89亿美元。消息一出，举座皆惊。之所以惊讶，一是因为这是首例明确认为草甘膦致癌的判决，二是因为，这个“致癌”的结论代表的仅仅是法庭陪审团的看法，和国际上广泛的科学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事实上，科学界对草甘膦是否致癌，一直颇有争议：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作出了一项决定——将草甘膦列为了“很可能对人类有致癌性”的2A类。这一决定的理由是，IARC认为，在动物实验中有充足证据证明草甘膦致癌，在人类中也有少量证据证明，草甘膦可能增加使用者患上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风险。
但这也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吐槽，认为IARC忽视了大量结论为“未发现草甘膦致癌”的动物研究，以及相关的人类研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农业健康研究项目中，科学家对数以千计的美国农民进行了跟踪调查，并未发现草甘膦的使用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有任何关联。即便是素以标准严格著称的欧洲食品安全局，也在评估了所有科学证据后，得出了“草甘膦不大可能对人类有致癌风险”的结论。所以，客观地说，草甘膦对人是否致癌，目前在科学上尚无定论。
而加州法庭的判决，无疑在科学证据不明确的当下，为公众提供了另一个渠道，来表达和缓解对草甘膦使用的忧虑。只是，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用草甘膦，但除了草甘膦，我们还能用什么？
我们需要直面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即便不用草甘膦，我们也没有更安全的除草剂可以选择。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销量仅此于草甘膦的除草剂是百草枯。这可是剧毒农药，误食之后几乎无药可救。2016年，中国开始限制百草枯的生产和销售，也正是出于对其毒性的担忧。而其它广泛使用的除草剂，如硝磺草酮、2,4-滴、莠去津等，尽管不是百草枯一样的剧毒，但都对人有明确的毒性，有的还会造成土壤中的残留。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即便我们对草甘膦的潜在风险仍有担忧，但它已经可以说是目前有效的除草剂中最为安全的了。
如果不用草甘膦，我们要么眼睁睁看着杂草蔓延，农作物减产；要么只能退而使用对人体危害更大的除草剂。
不少反转基因的文章，打着“正直”“善良”之类的道德牌，大批特批转基因和草甘膦可能的风险，却缄口不提：如果没有转基因和草甘膦，我们所面对的反而是更大的风险。如果真是从人们的安全与健康角度出发，那么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味批判转基因或草甘膦，而是积极推动相关的科学研究，让我们能够尽早用上更为安全有效的除草方法。
从当前的科研资料来看，未来更为安全有效的除草方法其实最有可能来自基因组方面的新研究。比如去年，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就发表了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唐奕教授课题组及其合作者。他们在真菌（比如酵母、霉菌、蘑菇等）里发现了一个叫做aspterric acid（简称AA）的天然小分子，可以抑制植物生长，但理论上对人和动物无害。这项发现结合转基因技术，也许能开发出比草甘膦更为安全有效的除草剂。
尽管这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与验证，但它无疑是一线曙光，让我们真正看到了更加安全健康的可能性。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也许我们还能收获更多的选择和惊喜。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绝无风险的完美办法，我们只能一点点减小风险，一点点往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迈进。从剧毒的百草枯到如今的草甘膦，我们其实已经进步了很多，但还需要继续前进。当新的技术暴露出风险的可能时，我们当然需要承认和面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的批判和打压——态度上的站队也许能提供虚幻的慰藉，但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积极地推动相关研究，用更好的方法替代旧有的风险。
毕竟，无论是“挺转”还是“反转”，都从来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真正关切的，是所有人更加安全、健康、幸福的未来，不是吗？
参考文献：
1. CNN的报道：https://www.cnn.com/2018/08/10/health/monsanto-johnson-trial-verdict/index.html
2. Guyton, Kathryn Z et al. Carcinogenicity of tetrachlorvinphos, parathion, malathion, diazinon, and glyphosate. The Lancet Oncology, 2015. 16(5): 490-491.
3. Cressey, D. Widely used herbicide linked to cancer. Nature, 2015.
4.美国农业健康研究项目网站：https://aghealth.nih.gov/
5. EFSA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2015. Conclusion on the peer review of the pesticide risk assessment of the active substance glyphosate. EFSA Journal, 2015;13(11):4302-4408. doi:10.2903/j.efsa.2015.4302
6. EFSA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2017. Conclusion on the peer review of the pesticide risk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endocrine disrupting properties of glyphosate. EFSA Journal, 2017;15(9):4979-4798. doi: 10.2903/j.efsa.2017.4979
7. EFSA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Reasoned Opinion on th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maximum residue levels for glyphosate according to Article 12 of Regulation (EC) No 396/2005. EFSA Journal,. 2018;16(5):5263-5492. doi: 10.2903/j.efsa.2018.5263
8. 2017年中国除草剂产量、进出口数据及销售前 10 的品种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7/541636.html
9. 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第1745号 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gg/201204/t20120427_2613538.htm
10. Yan,Y. et al. Resistance-gene-directed discovery of a natural-product herbicide with a new mode of action. Nature, 2018; 559: 415–418. doi: 10.1038/s41586-018-0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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