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讲究门第，武氏就是门庭显赫的大姓。武则天登台，更加大力提拔娘家人，以抗衡李唐宗室。到了晚年，她不得不谢幕，李氏返场坐上皇位，反攻倒算，武家就走了下坡路。
毕竟是望族，到了中唐时期，武氏又出了一位俊杰，就是后来被刺客暗算的武元衡。（刺杀经过参见本号历史文章“相面的说大凶，会饿死，怎么破？”）
武元衡出身名门，但靠自我奋斗踏入仕途。他进士及第，两度拜相，更兼诗名卓著。宋人评价说：唐朝写诗一流且位至高官的唯有高适，高官中写诗一流的唯有武元衡。官场纵横，诗坛亦有一席之地，在名家辈出的唐代，绝非易事。
武元衡曾任御史中丞（监察系统负责人），唐德宗在一次召见之后，望着他的背影，由衷地对左右称赞：“真乃宰相之器啊！”
这是要大用的节奏。可惜第二年正月，德宗驾崩，顺宗继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顺宗身边早已有了影子内阁，带头大哥名叫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坚力量。
随着顺宗上台，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大展拳脚，扫除积弊、推行新政，史称“永贞革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是受到肯定的进步力量。刘禹锡有“诗豪”的美称，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都是一代翘楚、千古名人。
顺宗的这个班底，与武元衡过节颇深。因为刘、柳属于正面的革新派别，按照“好人的敌人是坏人”之原则，现在很多人站队刘、柳，指责武元衡。
这是有欠公允的。
双方在某些治国方针上相同，比如打击藩镇。不过，革新派大多起自寒微，一朝权在手，态度激进；名门出身、位高望重的武元衡则是遵循传统，持重谨慎。故而分歧难免。
王叔文起先授意党人（可能就是刘禹锡、柳宗元，他们当时担任监察御史，正是武元衡这个御史中丞的下属），以权利招揽武元衡入伙。武元衡的理念与他们并不一致，道不同不相为谋，断然拒绝了橄榄枝，老王很生气。
德宗去世后，武元衡作为先朝重臣，有个山陵（皇帝陵墓）仪仗使的头衔。虽然是临时的礼仪性差事，但为先皇治丧，属于很高的荣誉。刘禹锡积极要求进步，向武元衡请求担任仪仗使判官，惨遭拒绝。
老王一伙更生气了，对武元衡下黑手，唆使新皇帝把武元衡贬官，降为“太子右庶子”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闲职。
此事见于新、旧《唐书》，真实性在史学界有争议。根据《顺宗实录》，刘禹锡已经担任了崇陵使判官（崇陵为德宗陵墓），似乎不应再求为仪仗使判官。
不管导火索是什么，革新派排斥武元衡属实，并且同时打压了一批“非我族类”的正直大臣。只要政见不同、不肯依附，就大力倾轧，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风水轮流转，同年八月，登基未满二百天的顺宗因病撒手人寰，宦官拥立太子即位，是为宪宗。
这个结果不是王叔文等人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原本有意另立嗣君。不难想见，新皇帝对此是何等愤怒。
革新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首领王叔文贬官外放，第二年被赐死。武元衡官复原职，并很快拜相，他的境遇，与刘禹锡、柳宗元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换。
刘、柳二人被贬为远州刺史，刚走到半路，又被贬为司马。在远离权力中心，蹉跎将近十年后，才调回京城。
刘禹锡阔别长安多年，旧地重游，写下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似对朝廷有讥刺之意，于是又与柳宗元一起被赶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任职，幸亏另一位朝中重臣裴度替他们说话，才得以改调较近的州，事见本号历史文章“相面的说大凶，会饿死，怎么破？”。
这件史实，《资治通鉴》和《本事诗》都认为是武元衡被刘诗刺痛，对他们挟私报复，《通鉴考异》则认为远贬的不止刘禹锡一人，应该与那句诗无关。
《通鉴考异》的说法比较靠得住。
刘、柳二人初次被贬，武元衡起了什么作用，史书无记载。不管他持何态度，即便是出手整治对手，也无可指责。彼此敌对，儒家文化讲究“以直报怨”，没毛病。
刘、柳二人再次被贬，裴度出面拉了一把。裴度当时担任御史中丞，位列宰相武元衡之后，宪宗对于武元衡的信任超过裴度。况且裴度曾在武元衡幕府中任职，武元衡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人私交不错。那么，裴度的这个做法，武元衡即使没有赞成、推动，至少也是默许的。否则，只要他说句反对的话，就能阻止裴度的援手。
所以也不难推论，刘、柳二人的再度被贬，不是武元衡恼羞成怒，而可能是宪宗皇帝余憾未释。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柳宗元黯然远行，在异地遥望长安。而在长安城里，宰相武元衡惨遭藩镇刺客谋杀，身首异处。
柳宗元得到消息，写了《古东门行》一诗，隐晦地提及双方的矛盾斗争，对武元衡有所批评。不过，虽然稍欠敦厚，基本上还是说的政事之争，个人得失色彩不算太浓。
刘禹锡则写了不止一首诗，对武元衡大加讽刺，一泄个人私愤。传统是 “死者为大“，何况武元衡死于国事，刘禹锡的幸灾乐祸，后世学者大多认为他不够厚道。
武元衡惨遭横死，反对派冷眼相对，宪宗皇帝却是悲痛得吃不下饭，并且为之罢朝五日，可谓哀荣备至。武元衡的能力和人品，值得这样隆重的纪念。
宪宗刚掌权的时候，藩镇割据，朝廷号令不行。浙西节度使李锜主动请求进京觐见，宪宗挺欣慰，加封为右仆射，让忠臣快快前来相见。不料所谓的“忠臣”心怀叵测，推三拖四地不肯真的来。
拿皇帝寻开心，这个娱乐节目尺度有点大。
宪宗向大臣们问计。有个宰相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建议听其自便，以免惹出事端。
武元衡斩钉截铁地说：“万万不可！李锜自请入朝，又托词不来，‘可’、‘否’好像都是他说了算。陛下初登大宝，天下人都在观望，如果让这种奸臣得逞，则威望尽失啊。”
宪宗深以为然，断然下令李锜速速来朝。
李锜这个无事生非的二百五被朝廷将了一军，进退两难。本来就有不臣之心，心一横，反了吧。
因为是逼反的，匆匆起兵，准备工作相当草率，月余就被平定。
武元衡的鹰派政策开了个好头，朝廷声势大振，也为今后的藩镇事务定下了基调。宪宗任内对藩镇不肯姑息，平定了很多内乱，史称“元和中兴”。
武元衡并不是一味强硬，有时候特别好说话，度量如海。
他去西川公干，当地官员按惯例宴请。有个从事（地方主官的僚属）喝得大醉，硬要斗酒，逼武元衡换大酒杯。武元衡不愿意，这个从事居然把酒浇在他身上。武元衡一动不动，等他浇完，缓缓起身，换了衣服继续参加酒宴。
震惊，叹服，举座官员的脸色都很精彩。
武元衡无疑是可以被发一张好人卡的，而居然至死不被两位文豪谅解，实在令人唏嘘，因为双方原本关系不错。
刘禹锡、柳宗元现存的文集中，共有二人为武元衡代拟的表章七篇，是他们担任监察御史的时候，为时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所作。刘禹锡另有诗一首《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柳宗元有散文一篇《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都对武元衡颇有赞颂。那个时候，彼此还没有分道扬镳，都是文采斐然、忠君爱国的君子，关系真不差。
待到分属不同的阵营，武元衡首先被整倒。复起后，轮到刘、柳二人倒霉。至此仍旧为君子之争，双方都没有口出恶言。
刘禹锡、柳宗元初次被贬出京城，武元衡有念旧之怀，托人带信给刘禹锡，致以问候，赠以衣帛，刘禹锡写了《上门下武相公启》的回信，颇存感念，另外还写诗对武元衡的诗作予以唱和。
《柳宗元集》中收录的《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则是武元衡首先打破僵局，致书存问，柳宗元为之感激，回了这封信，称颂武元衡有君子之风。
这种温情，到了刘、柳二人再度被贬，终于断绝。
刘禹锡、柳宗元都是文坛巨子，但对武元衡视若仇雠，以致交情不终，不能不说是人格上的一个缺陷。好人，并不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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