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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很多人都会讲,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失之我命”“是消极的宿命论,是妥协于命运的无奈。其实,“失之我命”是历经世事后的清醒,是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是与自己、与世界的温柔和解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总会面临失去:错失的机遇、远去的故人、未竟的遗憾。这些“失去”,曾让我们痛哭流涕,让我们辗转难眠,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更坚韧的灵魂。
陶渊明出身儒学世家,早年满怀“大济苍生”的抱负,先后出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等职,却始终无法适应官场的阿谀奉承与黑暗腐朽。当他被任命为彭泽县令,面对督邮的欺压,那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是他对仕途的决绝告别。他失去了功名利禄的安稳,失去了跻身朝堂的可能,却在归隐田园后,寻得了心灵的归宿。在柴桑的田园里,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劳作中感受自然的馈赠;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宁静中体悟生命的本真。这份失去,让他挣脱了官场的束缚,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
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嫁与赵明诚,夫妻二人志同道合,共同搜集金石书画,靖康之变的战火,让她瞬间失去一切:国破家亡,丈夫病逝,珍藏的金石文物在颠沛流离中损毁殆尽。从云端跌入泥沼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失”。但李清照没有被击垮,她将满腔的悲痛、思念与家国情怀,化作笔下的文字。南渡之后,她的词作风格从早期的清丽明快,转为沉郁苍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道尽了丧夫后的孤苦,“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抒发了对家国的赤诚。那些失去的过往,成了她创作的养分,让她的文字更具厚度与力量,终成“千古第一才女”。所谓“命”,不过是人生的自然轨迹,接纳失去,便是接纳人生的完整。
王维早年意气风发,二十一岁便中进士,官至太乐丞,年少成名的他,本可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但安史之乱的爆发,让他沦为叛军的阶下囚,虽因装作聋哑得以保全性命,却也背上了“附逆”的嫌疑,仕途受到重创——这是他的“失”。然而,这场劫难也让王维彻底放下了对官场的执念。乱平之后,他虽仍在朝中任职,却早已看淡名利,潜心向佛,在辋川别业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清晨的薄雾、山间的明月、清泉的流淌、松间的风声,都成了他感悟禅理的媒介。他在诗中写道“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画中勾勒“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将禅意融入山水,终成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也被后世尊为“南宗山水画”的鼻祖。
曹雪芹出身江宁织造府,家族世代为官,深受康熙皇帝宠信,家境殷实,锦衣玉食,“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然而雍正年间,曹家因政治斗争被抄家,家产尽失,家族衰败,从云端跌落尘埃。从富贵荣华到举家食粥的巨大落差,让曹雪芹饱尝人间冷暖。但正是这份“失”,让他得以跳出贵族生活的桎梏,以更清醒、更深刻的视角审视人性与社会。在清贫的岁月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家族的兴衰、个人的悲欢,融入《红楼梦》的创作中。这部著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人生的际遇从不是非黑即白,那些看似相悖的“得”与“失”,实则在时光的流转中相互转化,构成了生命的完整闭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智慧,不在于放弃追求,而在于在追求中保持从容的心态。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去争取想要的生活,却不必将所有的幸福都寄托于“得到”的结果。就像登山,有人渴望登顶俯瞰众生,有人享受沿途的花草树木;登顶是幸,未能登顶却收获了一路的风景与成长,亦是另一种圆满。人生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得到多少”来衡量,而是由经历的厚度、内心的丰盈度来定义。
这份心态,是千帆过尽后的通透。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得不到”是遗憾,“已失去”是伤痛,却在岁月的打磨中逐渐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有得有失的旅程,所有的际遇都是生命的馈赠。得到时,不骄不躁,懂得珍惜;失去时,不悲不戚,学会放下。如此,方能在世事变迁中,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毕竟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拥有一切”,而是失去之后仍然会笑着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