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的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的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的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绝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绝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他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滞，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调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己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的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的叫他们治疗。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的说下去和做下去。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些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及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力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及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解决。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穿它，才能使大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拿洗脸做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有的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的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以后脸上还留下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门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的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做定律，当做布尔塞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欲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不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意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际，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退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快彻底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宜作战。若说如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他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黔驴技穷，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需要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的强调政府要实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直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个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证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 。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做了一番号召之后紧紧的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起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思主义有灭顶之灾。
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他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的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意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 。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记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你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和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
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的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一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 。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 。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
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1000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乌神巫师，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摒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 。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的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意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进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 。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的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 。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的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了91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碍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伤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者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么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的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的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的准备内战，处心积虑的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恰当的。
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100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现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的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者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式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无意有意的或多或少的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的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华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的国民大会当做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立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10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16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18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1935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1939年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就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又过了6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军令政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80%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事实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不依靠3亿6,000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3亿6,000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9,000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了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接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了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去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无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
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域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民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刻快要到来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24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头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惕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的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的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定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先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的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为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他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的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了最后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无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章、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6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30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120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的，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到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的象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屎坑里去。就叫做“肆意攻击”也罢，任何这类的欺骗，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攻击掉，绝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是欺骗。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
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博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