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
《尧曰》这篇，我们要用另一个观点研究了。《论语》这部书，有些是孔子的弟子记载孔子的言行，到后来的几篇是孔子的门人们—也就是再传弟子的记载，有些是记孔子的话，有些是记孔子的大弟子如子贡、子夏他们的话。至于《尧曰》这一篇，孔子的话仅在最后一点点，而其余完全是讲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应该说这一篇是历史的书，或者归附到五经之一的《尚书》中去，这是讲尧舜之间的历史。至于是不是孔子当时口说的，或者有这种旧资料，孔子当时用来教学生的，这暂不去考虑它，不过其中所讲的，是尧、舜、禹三代禅位，“公天下”时候让位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这篇书放在这里？严格研究起来，的确是个大问题，也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第一，为什么《论语》的编排，拿上古史如《尚书》方面的资料放在这里？它的精神何在？又代表了什么？第二，这一篇所讲尧舜之间的传位内容，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有相同之处，不过描写得更详细。第三，它摆在这里要看什么东西呢？上面由“子曰：学而时习之”开始，一直连贯到这里，为什么把这样大的东西摆进去？同上面一条一条的对话记载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如果作博士论文，仔细深入研究，钻到牛角尖一研究，就会发现东西，有它的道理。中国文化所认为的一个儒者，一个知识分子，学问并不是文章，是做人做事。做人做事成功还不算，还要把自己的学问，用出来立人，有利于国家、社会、天下，既然利于国家天下，就须讲究领导人的精神，也就是古代讲帝王政治。那么帝王政治真的精神在哪里？第四，我曾经再三提到司马迁《史记》的《伯夷叔齐列传》，这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但是光论文章该打手心，并不好读，要通了才晓得真好，司马迁把整个的历史精神，统统写进去，我们也可以强调地说，司马迁的那一个精神，就是根据这里来的。现在我们大概晓得了这几点。如果真写博士论文，还有许多要挖的，有许多值得发挥的。这里下面的记载。
历史文化的重心—公天下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资料，根据我们中国文化最初这本历史资料—《尚书》，第一篇《尧典》。（《尚书》是孔子整理的，他把《尚书》删订为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孔子删订《尚书》以后，才著《春秋》）。为什么《尚书》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很长久的历史，如黄帝就更早了，而孔子站在史料的观点，认为尧以前的资料太少太乱，没办法整理，没有采用，所以从尧的时候开始。现在我们研究，孔子还是有问题，这位老师瞒了我们一手。我的看法，固然他手里搜罗的资料是尧的时候最完整，但有一点，他为什么要从尧开始？我们要指出来。因为尧、舜、禹这三代是公天下，而孔子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但是他当时是在春秋战国的帝王政治时代，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说出来，所以删订《尚书》从尧开始，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我这个话不是偶然随便说的。况且整个研究了孔子言行的思想精神，就会发现孔老先生还是瞒了我们一手。当然他不是有意的，等于《史记》寓意，读书要自己有眼光（中国人塑菩萨，顶门上塑一只竖起的眼睛，就是象征智慧之眼，要在顶门上有一只眼，把书中的道理看出来。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他引用《尧典》里的话，就是如此）。这篇文章写得很妙，头尾叙事都不关联，只是中间突然拿出一段来，奇峰突起，等于外国有些电影，故事的头尾都不要，只拿出中间一段来，使观众去猜想、判断、作结论。有人说外国的这种手法好，我说中国早就有了。《论语》的这篇《尧曰》就是现代戏剧的体裁，头尾都不说，只说中间的一段。
我们现在作研究，把它加上头尾。我们晓得尧老了，要传位给舜，在交接的那一天，这是古代很庄严的大典，隆重得和宗教的仪式一样，要在泰山烧火，当着全国百姓，把帝位交下去，尧就告诉舜：“咨！”这个“咨”字，我们看历代皇帝的诏书，常用这个字，其实我觉得古人在这种地方真糟糕得很，很丑陋，何必一定套用老式文章！老实讲这个“咨”字，也就是我们现在上台讲话时，说正题前一开口的“呣！这个……”并无含义的语助词而已。古人自汉代以来，搞训诂的汉学家们，为这些字，写十几万字的文章，那真讨厌！实际上是尧上台了，舜还站在下面，尧说：“喂！舜上来，我告诉你，天之历数在尔躬。”（中国人过去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天道政治，上天的意旨。“历数”，我们先解释文字，这个“历数”很有内容）上天的意旨，气数到了，轮到你来挑这个担子，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上天的意思，时代的趋势，这个担子必须要你来挑了。第一句话就是要舜继承这个王位。不过说到“天之历数”这四个字就够麻烦了。第一个是“天”的问题，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到底“天”是什么东西？讨论起来麻烦得很。
天人合一的气数
第二是“历数”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都在“历数”，“历”古代叫历法，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阴历等等，这就是历。中国的历法、天文方面的学问发达最早，而中国所用的阴历、干支等等，代表了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像过去换朝代，明朝亡了，清朝进来，多少人一辈子不投降，清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年，可是汉民族的知识分子三百年来没有投降过，许多人“不奉正朔”（正就是正月。朔是月初。代表历法）再看几年前刚过世的画家溥儒，大家都知道他是清皇室，他一辈子画的画，写的字，作的诗，没有用过我们中华民国的正朔，这也是他表示自己是清朝的皇室，不奉我们民国的正朔。当然，也不会用西历纪元多少年，只好以干支古法纪年，如“甲寅三月”，“乙卯五月”。这就表示他内心不奉正朔，所以用年号这个问题真有趣。
现在我们自己拼命想把中华文化复兴，而文化的精神在什么地方却不知道。这是“历”所引起的一段感想。
而“数”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讲历史的命运，这套学问很大很多，还有算命之术。像《论语》最后一段孔子的话中有“有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讲“命”。有一次，我和一位算命的大家，在一起吃饭，谈到算命的道理，他说中国人读书一定要会算命，当时他就掉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句书袋。我听了以后，不好意思说孔子的这句话，并不是说每一个读书人要会算命。不过这个“数”字与“命”字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有关系的。历史有个大命运的。譬如历史命运中“数”的道理，到了第六就不是第七，到了第九就不是第八，等于地球行度的轨道，到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力要下去的时候，若就把它拉回来，要出毛病了。所以“天之历数”这四个字，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很难讲的，一两个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这四个字发挥起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得完的，在此不再发挥。
尧在传位的时候告诉舜，这是天命，不是他尧个人的意思。我们看这句话的内在意义，尧把帝位交给舜，既非自己的亲戚，又非朋友，更非他的子孙，这就是古代的“公天下”。他经过几十年，多少次试验，培养一个人，等到自己真的年纪老了（根据历史记载，古人比我们活得长久），百把岁了，于是禅让，表示不是个人私见。历史的精神，就在这里。
“允执其中”这句话也有问题来了。经书上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只引用了一句话，我们讲中国思想，儒家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用这四句话。也可以说中国文化讲人的学问修养的中心，教育的中心，都在这里，也可以只说一个字“中”。“人心惟危”，人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并不一定是杀人的危险。凡是人都有欲望，而欲望是一个总称，现代说的“好胜心”、“荣誉心”、“有希望”、“生活有意义”这些都是好事情，归纳起来都是欲望，欲望的奔驰，会使人心非常危险。能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世界，都是欲望问题。
这里我们说一个阿拉伯文化中的故事。中东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一个伊斯兰教的老阿訇退休，在山里修道。有一天一位中东的国王，带一批人去打猎，这位国王射中一只麋鹿，这只麋鹿带箭负伤，拼命地逃奔，逃到这位阿訇的身后，阿訇回头见这只麋鹿负伤，知道有猎人在后面追杀，就将宽大的袍襟把受伤的麋鹿掩盖起来，不久国王的一名部下，先追到阿訇的身前，不见了麋鹿，就问阿訇有没有看见，阿訇闭目修道，理也不理；这名部将问几次都是如此，就说要杀掉阿訇，阿訇张开眼睛请问部将是什么人？这名部将报告了国王的名号，阿訇说：你的国王是我的奴隶的奴隶，这位部将听了大光火，要把阿訇杀掉。这时国王正好赶到，问明原因后，转问阿訇知道不知道犯了罪。这位阿訇说事实上你是我的奴隶的奴隶。国王说：你的奴隶又是谁？你讲得出来，可以无罪。阿訇说，你不要生气，坐下来慢慢听。我以前给欲望当奴隶，现在我修道了，已经懂了，再不会听欲望的指挥了，我可以指挥欲望，所以欲望变成了我的奴隶。而你虽然当国王，却充满了欲望，连一只麋鹿都不放过，可见你还是听欲望的指挥，做了欲望的奴隶，所以你是我奴隶的奴隶。这位国王一听恍然大悟，马上拜这位老阿訇为师，追随他学道了。这是伊斯兰教流传的故事，这也就是人心惟危的一个例子，思想领导自己正就正，领导自己坏就坏。
我们现在说，思想形成了一个观念，如戴有色眼镜看东西，所看的统统不同，当我们怀疑有鬼，汗毛就竖起来了。佛经上就说，不必真的站到悬崖，自己坐着闭上眼，心想处身于万丈悬崖，如跌下去会没命，脚就会酸软起来，事实是这个现象。这就说明心中欲望的可怕。如果要把这种欲念平静下去，变成道心，那就太难，微妙得很，不可思议。怎样才是道心？我们中国文化中讲了几千年，四书讲道心，宋明理学家也讲道心，佛家、道家、老子、庄子一概讲道心，都微妙得不得了，怎样做到这个道心的境界？要“精”、要“一”，最后“允执厥中”，就是这一句话。
辨中边论
什么叫“中”？如果我们做知识的研究就很多了，如“中庸”就讲中道，在物理世界，讲一个茶杯的中心点，那是假定的。一个人站在房子的中间，说他是中，那是对四周而言；实际上还是边，因为在某一边看是中，在另一边看，他是站在左边或右边，或前边或后边，所以还是边。没有绝对中的。这是物理上的中，思想上的中更难确定了。自已脑子能够想的，停留在中，这个中在什么地方？力量均衡了就是中，象一支筷子来说，不要以为筷子两端间的中心点就是中，筷子两端的粗细不同，重量不一样，将一支筷子搁在手指上，使筷子保持水平，两边均衡了，这筷子与手指的接触点，才是中。所以在思想上可以持平的才谓之中。因此中是一个抽象的名称。也可以说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中心，这就是圆的道理，也就是太极的道理。并不如后世的解释中庸为滑头，而是要懂得持平的中心点。这个学问研究起来太难了，并且涉及人格的修养，所以我们做人处世要持平，真能做到平，则一个人平了就没有话讲，“水平不流”、“人平不语”。“不平则鸣”，一不平就乱起来了。为政的道理在持平，可是求平很难，所以中国人讲究天下太平，太平实在难求。“平”就是“中”的道理，个人修养，做人处世也如此。“中”的道理暂时讲到这里，发挥起来很多，可以讲上半年多。
尧告诉舜要“允执其中”，“允”字有两个意义，一是信，一是平。就是告诉舜要坚持把握住公平的原则，不能有偏私，不可动摇，如果不把握这个原则，天下国家，四海之内，人也好，物也好，都会垮的。在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完成，还有水灾，大禹治水之后，黄河、长江未开发，整个国家在水患中，还痛苦得很，是最艰困的时代，如果为政不能持平，整个国家就完了，假使做得不好，就“天禄永终”。这四个字可作两面解，做坏了不得好死，做好了上天给你的禄位，永远有好的结果。古文的美感在这里，讨厌难懂之处也在这里。“天禄永终”四个字是凌空的，每个角度看都是圆满的。所以好的古文用白话一作解释就完了，美感就破坏了，等于好的图画，没办法加一笔，也没办法减一笔。
这是引用当时尧舜禅让交接的时候，尧把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的中心交待下来。等到舜也老了，大禹治水成功了。在中国文化史中认真讲，文化开创的功劳，首推尧舜；至于国家建设的奠基，则大禹的功劳最大，自他以后，固然政治上变成家天下了，但在他个人的功绩，真是千秋万载，由他建立了以农立国的基础。
禹分九州
禹分了九州，所以：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舜将自己的帝位，交给大禹的时候，也把这个文化的传统精神告诉禹王，而舜在这里所说的一段话，别的地方没有，是在《论语》里才见到的。这里舜加重了语气，其所以加重，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因为时代不同，文化越来越发达，如现在用的白话文，就有这么噜嗦，越上古越简单，所以尧传给舜很简单，舜传给禹就复杂一点了。舜将帝位交给禹的时候，也是行大礼，向天地祭告。
舜对天祷告说：“予小子履”，我这个小子—向天不敢自称帝—履是说，学步前辈的办法。“敢用玄牡”，才敢用黑色的公牛作祭品，“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代表全国的百姓，向在上面广大的、威严的、高深不可知的天帝天后祝告。“有罪不敢赦”，我执政了许多年，恐怕自己有很多过错，不敢希望上天原谅，我若有罪，你还是惩罚我，不要宽恕我，不要赦免我。“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这句话就是告诉禹要学习。帝是上面领导人，臣是部下，对天来讲，这个帝是天帝，自己是臣子。这是中国过去的政治思想，与宗教精神是连在一起的。加以皇帝称天子，是上天之子民。人世间是皇帝，阴世间是阎罗王，所以过去的皇帝，受万人之拜而不拜人，但在祭天的时候，皇帝就要下跪，祭祖先时或到后宫见皇太后也要跪。他这里说“帝臣不蔽”，就是说你天帝的臣子，我这个舜，年纪大了，精神不够，已无法作天下的庇护。“简在帝心”，现在我选来一个人，可以继承我这个位置，而我所选的这一个人，天帝也会同意的，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对国家百姓的贡献太大了。“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这是作领导人最重要的政治德性，做领导的人，自己个人的错误，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推给部下或老百姓。这是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政治领导哲学的大原则，太难做到了。我自己有罪，一切处罚我承担，与我的部下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老百姓或部下错了我负责，都由我来挑起。
我们看了这段书，感觉到非常严重，也非常敬佩，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中国文化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同佛学讲到菩萨，道家讲到神人、天人一样。就是有好处，也绝没有一点自私，应该是大家的，好处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点不能要。佛家所谓布施，乃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给别人，这个精神多难！所以看了这一段记载历史的资料，懂得中国的政治思想。拿现在西方来的民主精神比较，西方思想无论怎样民主，也没有到达我们这个“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程度，这种带宗教性的自我牺牲的君主，可不容易。缩小范围来说，如果作一个单位主管，自己的政治道德修养，能够到达这个地步，就是最成功的人。当然对自己本身来说，会是很痛苦的，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就要担负所有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绝对不放在别人的肩上，而部属的痛苦，都由自己替他承担。
周重九鼎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前面是讲尧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做人的道理。我们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继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献为《大赉》，就是周朝开始立国时候的重要思想（主义），他这个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么是真正的富强，包括家庭的富强，个人的富强，都是善人，都是好人，各个是好人，没有坏人，这好人不是老实的老好人，是思想纯正，行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这就是大富。至于“虽有周亲”，这个“周”代表了圆满，四周充满了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有很多的群众，很多“盲目”的人跟着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个两个有眼光的人，有仁义道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在矮子里当高人，不喜欢到高人里当矮子，到了高人中间，处处不对，成天只有听话的分，看看谁都比自己行，这个味道很难受。可是从人生中体验到，有成千上万的“盲人”跟你走，一点都不希奇，只怕有一个明眼人对你说：“你走错了！”这就完了。历史上有许多人，当时人人捧他，真是了不起，但后来明眼人在历史上写一两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当在台上的时候要当心，所听的，所看的，所讲的都是顺意的，都是对的，这时切不可得意忘形。“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时的那种精神，由此可知当皇帝之难。我常和美国朋友讨论民主与帝王政治，说他们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们中国过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经济
一种真正的学问要达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于政治方面。现在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道理，现在说到上古为政的九个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这是写作《论语》当时，引用上古的文献。“谨权量”有两个观念，我们看到《尚书》中《舜典》有一句话，“同律度量衡”。我们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烦，这也是中国文字与外国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国文字依六书的法则而来，每一个字，单独代表一个观念，有时一个字包括了四五个概念；外国文字要几个字母拼起来，才表示一个概念。这是中国与西文化不同的重点之一，我们必须了解的。我们后世年轻人读古文会觉得麻烦，就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从研究中国字入手，尤其现在更是如此。
像这里，就是说从尧舜的时代才统一了全国的“律”。这个“律”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文的、物理的规律，就是现在所说科学性的各种“律”，包括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这是中国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荣的。在全世界各国，天文学的发展，我们是最早最早的，比别人早了好几千年。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各种官制规律，虽然历代都有变更，但原则上仍是一贯相承的。
“度”可以分开来说，一种是地理方面的行度，等于现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经纬度。另一种就是长度，经济方面应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数单位。这是古代为了经济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统一的。
“量”，即是合、升、斗等容量的总称。
“衡”就是称，就是称东西的斤、两、钱等等名数的总称。
这就是在尧舜时代，已经发现，各个宗法社会，各自为政，律、度、量、衡都没有统一，所以他要把它统一起来。我们要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发展，看二十五史就知道了。我们直到现在，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完全彻底统一，上菜场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们当年在大陆所用的不同，现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据西方文化来的。现在以全世界来说，很少有已经统一了的地方，只有小部分统一了，如装船的吨位算是统一了的，可是在各国社会自己国内所用的，还是没有统一。由此我们也了解，人类努力了几千年，自己号称文明进步，事实这些地方，我们还是停留在几千年前的阶段，统一的工作，还没有做到，这是以哲学的观点，看历史的所谓进化，是一个讽刺。
《论语》上这里也说，要“谨权量，审法度”。这个法度，就是现在所谓的制度，各种办事的制度，要严格注意，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其第二层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根据《尚书》记载的传统而讲，“谨权量”的权量，就是权变的意思，我们中国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欢讲究两个字，所谓“经权”之道，经就是常经，大原则不变，永远不变的，如人之穿衣饮食是经，但吃白米或吃面包，穿西装或穿中山装，可以随意，则是权变。“权”具有了这样的意义。在为政的大原则就是“谨权量”，对政治权能的分辨，要非常谨慎，以个人而言，如领导一个单位，对某同仁在权力上应该使用到什么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谨慎，这也是对人事而言。“审法度”是对制度而言。固然说为政在人，但是制度的发挥，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并重
这两句话连起来研究，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跟着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厂人事管理，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将这一套又扩大到行政方面。美国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还有一位丹麦人写了一本书，我们有人译作《领导的艺术》或《领导的技术》，这个书名相当新颖，里面的内容，就是人事管理，而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文化讲来，就是“审法度”。但是这种管理用之于行政，我们以冷静态度，不掺入任何东西来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着制度在转，人变成没有灵魂，将来这个东西的祸害非常大。可以断言，将来一定要变，不变吃不消的。依法规来做事，人会变成机械，没有灵魂，人到底不是机械，是有灵魂的。
回过来看中国过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变成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就变成没有制度。我们为什么偏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引证和发挥？讲历史人事的经验，老实讲，我们国家的文化，几千年来，比外国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们的历史值得自豪。以我们的历史，来与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学方法比较，我觉得如作一个统计的话，还是中国的人治毛病较少。古来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许多错误的领导，但是他的祸害还是少。就是以目前来说，美国对于越南的问题，为什么弄到如此结果？不能说美国人中没有眼光远大，没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国的现行的制度下，任何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领导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讲“科学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们难住了。像我们中国有句在军事方面常用的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在前方作战的大将，不一定听皇帝的指挥，他不是不听，因为路太远，皇帝不会了解前方随时变化的情况，前方将士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视前方的实况来决定战略，对于皇帝所下不适合情况的命令，可以不听，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规中就行不通。但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将在外，临时应变并没错，一旦班师回朝却受朝议和执法者依法审判，就变成犯罪了。
我们了解了这些思想与观点，再回过来看中国文化，在尧舜当时，人事与制度并没偏废，而把这两方面“谨权量”，像天平一样，法规与人事，配合得非常好。我们现在社会上就经常看得到，有时候去机关办事，碰了钉子，一肚子牢骚回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机关里的人照法规办事，遇到法规上某一部分会互相抵触的，上面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而给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烦。在我们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规因人事而变的原则，情形就两样，究竟谁好谁坏，的确难下定论。这是介绍了“谨权量，审法度”两句话当中，所产生的很多的联想。
第三句“修废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严格的研究起来，中国古代所谓做官，在秦汉以后，才变成特殊阶级，在上古时候，如国父所说的，是管理的意思，服务的性质，是对某事的主管人员而说。“修废官”也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在尧、舜、禹以后，经过殷商的阶段，政治荒废，到了周朝重新整顿起来。第二层的意义，一个制度，一个法规，一个行政措施，依我们中国《易经》的道理，是没有不变的。很好的计划，施行下去，到了下层，经过空间或者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办法对，明天情况变更就不对了，非变不可，不变就会出问题，所以修废官等于说兴废之间要多注意。
这三个重点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规模，就好办了。“四方之政行焉”，为什么说“四方”？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虽说中央集权，但四方都是诸侯，地方分治，实际上他是“中央分权”。
承先启后
根据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的说法，中国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没有集权，地方的权力非常大。所谓的中央集权，只是道德上的领导，思想上的领导，而行政上的指挥，多属于地方。所以他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这三点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缩小范围来说，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中处理事情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向来宗法社会—族有族规，家有家规，治家之道也是一样的。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重点，美国人也想走这个路线，老实说他没有深厚文化基础，是走不通的。这里引用的几句话，是说周代以后，就是这种做法。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兴灭国，继绝世”，过去已经灭掉的国家，万一这个国家没有后人，就要把他远支的宗亲找出来。所以周武王统一了中国以后，分封诸侯达两三百个国家，而所封的并不全是周文王的儿子，如当时的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许多都是曾经一度灭亡的，周武王再封建，把这种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世，如刘邦、项羽他们起来推翻秦始皇的暴政，当项家初起的时候，还不敢自己称王，要找出楚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孙子怀王出来，奉为义帝。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奇怪，项家起来就起来了，为什么要找个小孩子出来为帝？这就是宗法社会的思想，必须要找个帽子戴上。这固然是项家的权术，但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后来刘邦称帝，却封赠了项家和战国时代好些后人，这便是汉代初兴时的可爱可敬之处。
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他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他切成了两半。所以我说他们到底不过两百年历史，这一方面若要到中国来当学生，至少还要学一百年，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全世界历史文化的精神，在这个对比下，就看得出来，人类应该走什么路。而周朝走的是传统的正确的路。
“举逸民”，所谓“逸民”，就是纣王的时代，许多人不同意纣王的做法逃走了，避世于海外。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把这些人都找回来，给他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思想，这样人心就归顺了。由这三点来讲，我们看自己的历史，过去讲仁讲义，现在讲就很难了。过去某人的家庭出了问题，朋友就把这家庭的担子挑起来，这就是义，也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以前我们疏忽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特殊社会的组织，另一个是宗法社会的被破坏。这相当重要，中国人过去的祠堂，初一、十五，都召集族中的年轻人读训，那时读的尽管是清朝的圣谕—康熙写的广训，教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做好人好事，原来是作为政治的安定力量，后来变成宗法社会非常好的中心思想。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些东西，只有爱好自己文化的人，感到非常严重。现在更加上思想的离析，这些东西破坏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了解，这些精神，在宗法社会中，为朋友卖命，替朋友挑担子的这些事，普遍得很。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几千年“兴灭国，继绝世”深厚文化教育的结果。
养生送死无憾
所重：民食、丧祭。
这句话，古书上圈点的句读作：“所重民，食丧祭。”这个句读，我不同意。不要以为古人大儒讲的话，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为真理，为了求真，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是不对，大儒不一定没有错，错了的事多得很。像我们这些连小儒都不够格的经验，常有写错字的时候，学生看到也不讲，后来自己发现，问他们为什么不讲？他们说老师写的怎会错，像这样的态度就糟糕，老师不一定就对，要多提意见。即使我对了，学生没懂，多提意见问一声，也不算错，为什么只是听话？所以对古人的话，也要注意。这句话是说，施政所注意的重点，在民食，人民的生活；其次丧祭，就是送死。换言之，政治的重点，就是养生送死，这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这里是另外四个原则。上古的政治，始终是宽，这是儒家的主张。道家则主张宽猛并重。我们读历史读到用猛的时代，就是法治，严格的管理；宽则是讲礼治，如历史上有名的汉唐时代。
说到这里，想到另一个问题，近四五十年来的一般人喜欢研究明史，而且最喜欢研究明代后半纪的历史，这事怪得很，大家为什么喜欢研究明史？是否与清代有关？与我们推翻清朝的革命有关？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风气，如以《易经》的道理来看，这是一个怪现象。为什么我们专研究这些，不去研究汉代怎么兴的，唐代怎么兴的，这些兴旺的气象为什么不去研究？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主张宽的，法令也宽，最初汉高祖到坝上，因为始皇法令太严，而他与老百姓只约法三章，最简单的三点，可见汉朝的兴起，一开始就是宽的。当一个社会经过多年的战乱，老百姓受严刑统治以后，最好的政策就是济之以宽。汉朝到了汉武帝以后讲法治，酷吏就出来了，慢慢收紧，严起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群众的心理，太宽了以后，容易放任，就非要用猛，非严格管理不可，政治上运用宽的猛的手法在于人。儒家宽可以得众，而“信则民任焉”，上面领导的人言而有信，老百姓就完全信任你。“敏则有功”，敏捷聪明，就可建功业。“公则说”，凡事公正、公平，则大家心悦诚服。
这篇书从一开头到这里的叙述，好像同孔子乃至孔子的弟子门人都没有关系，只是记载了上古历史的资料，写的和前面十九篇完全不同，实际上是表示孔子的思想，延续中国上古的传统文化，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因此下半篇就提出来孔子的思想。
选自南怀瑾·《论语别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