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暗杀”，今天一般与草莽之徒的极端恐怖主义行为联系，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面对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针对清政府这个傀儡政权，制造了一系列“革命”的暗杀活动，加快了清政府的倒台。
在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 《辛丑条约》 签订，革命党人深深意识到清王朝已经沦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的工具，中国有亡国灭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除了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别无他途。“支那欲立新国乎, 则必自亡旧始。”倒清已成为革命党人的共识。然而，从事革命活动并非一蹴而就，他们早期发动的 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长沙起义，萍浏醴起义 ……等一系列武装暴动，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在武装暴动屡屡失败、缺乏成效的情况下，暗杀手段应运而生，成为一些激进革命志士的首选。在许多年轻的革命分子中, “暴动、暗杀” 已经被视为推翻清廷的不二法门。
从时间看，开刺杀先河的是1900年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是广州人，青年时期常批评时政，对当局政行尤为不满，也曾经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德寿原为广东巡抚，升任总督后仍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后面有一条巷子，巷子的南边是衙门的最后一进，也就是德寿的卧室所在；北边则是百姓聚居之所。史坚如在巷子北边租下一间房子，从这房子下面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德寿的卧室仅十余丈，而后埋炸药两百磅。由于对爆炸技术并不谙熟，炸药并未完全爆炸，威力大打折扣，仅炸毁围墙十数丈，德寿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出数尺，并未受伤。爆炸发生后史坚如还雇轿亲自去现场察看，在找出暗杀失败的原因后不顾劝阻坚持进城，计划再行暗杀。他一进城便被侦探认出继而被捕，但始终没有供出同党姓名，备受刑杖后惨遭杀害，年仅 22岁。
从影响看，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光绪帝颁发“上谕”，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兵部侍郎徐世昌五位大臣，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在清王朝看来，此前变法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由于改革派官员未能洞悉改革的原理，对世界局势理解不深，于是导致改革失败。为此，清王朝将振衰的国运都寄托在“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上。清王朝企图以此压制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此消息不胫而走，革命党人认为，清王朝不过是哄骗社会舆论而已。1905 年 9 月 24 日，是“出洋五大臣”乘车离京赴外洋考察的日子，吴樾、张榕等革命党人经过一番乔装改扮，混进了正阳门火车站内部。吴樾怀揣炸弹，待机引爆，而张榕则作为接应，远处窥视，随时准备配合吴樾的行动。就在这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原来吴樾怀中的炸弹引爆了。吴樾当场死亡，张榕趁机逃跑。这次事件中，五大臣，除了绍英受伤重些外，其余四人皆无大碍，周边有10多人受伤，2人死亡。“出洋五大臣被炸案”，无疑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影响最大的一次暗杀事件。
从参与暗杀活动的革命党成员看，文人杀手也不少，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和海外有数十个暗杀团体最有名的当属1903年由黄兴、杨毓麟等人成立于日本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随后设总部于上海。不承想到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在教育和学术上有大成就的大家，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曾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杨毓麟)、何海樵、章行严(章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人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廷依然负隅抵抗，革命党与封建王朝的对决进入最后阶段。为摧毁清廷的抵抗意志，京津同盟会组织暗杀团，决定由彭家珍对“极端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核心人物良弼实施暗杀。1 月 26 日，良弼被炸伤左腿，两日后不治。彭家珍当场赴义。革命党人的炸弹使宗社党人噤若寒蝉，在清帝退位问题上不再坚持己见。此次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稻草。
清末革命党人在坚持暴力革命起义的同时，针对一些清廷大员进行了十余次较为重要的暗杀活动。革命党人进行的这些暗杀，完全是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而属于政治性的暗杀，并非如有人所说是实行恐怖主义。革命党人实行暗杀，其理想与最终目的，至公而高尚；革命党人不尚空谈，践行革命的精神可嘉可尚；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可钦可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