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的追求，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这里不谈，立言却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留下一些诗词、文章，立言很大程度上只是指“治经史”，中国古代有很多官居宰相地位的人，却常常以不能修史为人生遗憾，可以说修史在读书人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与之相反，小说则不为士人所重，甚至以此为耻，宋元以降，尤其在明清，中国小说蔚为大观，但留给我们现在读者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很多作者我们搞不清，别的不说，比如赫赫有名的四大名著，就没有一部是有确切无疑作者的，这和小说的地位低下是不能分开的。
然而，历史和小说的写法却有很多相同点。宋朝郑樵说史书的纪传体是“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语词之间有瞧不起的意味，其实纪传体就是写事写人，和小说的作法有相通处。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作史和作小说怎能类比，历史是写实的，小说是虚构的，但是这个反驳忽略了写实和虚构的界限，在我看来写实和虚构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是被当作历史书来看待的，但是里面所记录的，按常理来推断，则未必“真实”呀，抛开神魔小说一类的笔法不说——如刘邦母亲“遂产高祖”的记录——即便一些历史人物的对话，屏退左右的密谋，非当事人不能知，司马迁何以知之？比如前人所谓项羽垓下作歌，“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何暇作歌诗？即有作，谁闻之？谁记之？”《战国策》《国语》中策士的长篇大论，侃侃而谈，我疑心颇多书写者的揣测之辞。而这些都被当作史来看待。
其实，史书所谓的真实，只在于大的框架，比如刘邦韩信打败了项羽，这一点只要作史便无可翻案，但具体的对话、场景的发生，在“真实”的标尺下，则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所以，历史和小说的界限又在哪里？
这么说来，历史的真实分量是大打折扣的，小说家也对此也颇为得意，法国作家大仲马曾言，“历史是什么，不过是我挂小说的钉子。”我上面码了这么多，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就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巨人的陨落》《世界的凛冬》《永恒的边缘》，这三部小说，已由读客引进，目前出版了前两部。很遗憾，因为时间和书籍厚度的原因，我没有通读，但就一些章节来看，虽说是小说，却有大量的“历史的真实”。
我很喜欢作者福莱特对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所作的原则：“要么某一场景真实发生过，或者有可能发生，要么某些话真正说过，或者有可能说。如果我发现某种原因让某种场景不可能真正发生，或者不可能说出某些话——例如某个人物当时处在另一个国家，我便将其略去。”依这样的原则写作，宽容地讲，是否也可以把这三部小说定义为“历史”？
在王小波看来，“一种推理，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假如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错误，或者是相反的证据，就是对的。”我想司马迁在作《史记》时，福莱特在作世纪三部曲时，多少都有这种思想在头脑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