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机场接机。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见人出来，最后绕了一圈，在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疲惫的Maria。她留着大泡面头，一脸懊丧地看着我，身边是棕色的小皮箱。

举可乐瓶没用。接机的司机师傅举了iPad mini，显示出咪咪小的一页字“Carmen la Cubana”，把带壳的iPad搁在了栏杆上，然后戴上耳塞，开始淡定地听起音乐来。他微眯着双眼，一脸陶然自得的神情。

“他们为什么派你接机？”

“因为我会西班牙语呀。”

然后他回忆起他的同学，说他曾有个同学移民去了西班牙，在那里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午后的阳光。但他也不知道，拉美到底是哪里。我得给他安利好几遍，关于西班牙语，和那些和西班牙有关的一切。每次给别人安利的时候，我都极力避免使用“拉美”之类的词汇，以防止别人听不懂。我只会说“南美地区”，然后说，除了巴西用的是葡萄牙语之外，其它南美国家都使用西班牙语。它是世界上第二大语言。

一脸淡定的“老克勒”司机师傅对自己有着迷之自信。他相信耳机里的飞机到达播报，相信古巴人和印度人一样是“落后地区”，永远是在免税店买买买而导致迟迟不出来的那群人。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接机，也许是因为拉美人和非洲人的肤色实在是太难分清，一直到见到玛丽亚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我以为的“南非人”原来就是她。

出租车飞速地向前。Maria告诉我，她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在飞机上快急哭了。她憋红了脸，最后只能拿手比划：pencil，pencil。我都没听懂她的英文。最后对方反应了过来，lapiz。

可是她的西班牙语我也听得费力而艰难。我三个月没练听力了。我得先挣钱，先找一份看上去高大上的实习干起来，因为大家都说，职业规划很重要，好的平台才有好的起点，好的起点才能挣很多钱。虽然钱对我没什么用，可微商告诉我，挣钱真的很重要。

为了缓解尴尬，我问玛利亚：“晚饭吃了吗？”

Maria说，No，no，错乱的生物钟搞得她崩溃。她在巴黎转机，在那里滞留了两三个小时，又来到上海。

“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她问我。

我告诉她现在是晚上八点半，她拍了下额头说，噢，天啊！这真折腾！

我瞥见她正在用手机回复消息，随后又打开了网页浏览新闻。国内也能上外网吗？我的疑惑在心中始终盘桓不去。

疑虑没有来得及得到解答。她已经闭上双眼，轻轻地向后靠了。夜色正好，旅途疲倦。重复着来机场时的一栋栋大楼。

但我心里却老还是想着，她没吃晚饭没吃晚饭没吃晚饭，她还没吃晚饭。

车开到了J酒店停下。酒店里从进口到出口塞满了车。一栋栋房子倒不像是别墅，不知为什么却让我想起医院。

我和Maria来到大堂，Sophie已经等候多时。这位剧团经理人留着黑色的直发，用英语再三向我确认迟到的原因。我像个日本人似的反复鞠躬，说不好意思了，下次我们会注意的，Sophie这才消了气，搂着玛丽亚的腰，和她亲亲切切地一边说着西班牙语，一边欢欢喜喜地向电梯走去。

留我一个人在大堂发呆。

酒店大堂的每一块大理石都反着光，连个扔垃圾的地方都找不到。我终于还是来了，以这样的方式。小时候每年中秋，家里都会领到一盒他们的月饼；父亲是这家酒店的常客，陪领导客户吃饭，酒店的菜单甚至是烹调方式，他都已烂熟于心。

我问了父亲无数次：什么时候我也能吃上J酒店啊？又问他：什么时候我也能去华尔道夫吃饭啊？

父亲的回答更搞笑：做老师吧，你的学生结婚了就会请你吃了。

最后我还是没有去做老师，却也没有成为吃得起华尔道夫的贵族。司机抽上一支烟，在外头神定气闲地等候着我和Sophie。他是静安的吗？他家有几套房？他为何不像我这么焦虑？

回来的时候是九点，剧已开始了第一场。冷掉的盒饭正躺在走廊里的置物架上，静静地等着我。上海熏鱼、红烧肉、宫保鸡丁、清炒南瓜、素炒青菜。菜吃了一半，一切都咸得像盐丁。晚上不能摄入太多碳水，我吃完了肉类和素材，把米饭剩了一半。肚子依然咕咕叫。

一直忍到22点全剧结束。路过常熟路的换乘站，在全家，找到了“即食鸡胸肉”，连加热都不要了，就狼吞虎咽了下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几乎每晚都与他们相伴。他们几乎每一个都有着优美的身形。Indira皮肤雪白发色金黄，俨然是童话中走出的公主；Katia剃了光头，黝黑，直率，大腿颀长；Maria更像是一个严肃的经院派女学生，一切都严肃认真。

然而印象最深刻的却是Jennifer。黑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深邃的双眼……她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混血气质。艾斯美腊达！她是我的女神！

每一天，我都会花十二分的功夫关注Jennifer。她总是清冷而孤独地整理衣服，准备演出。戏剧开场前，男孩子们嬉笑怒骂，而Jennifer却总在冷静地准备。她分开双腿，身体朝前俯身贴向地面，又起身，然后靠右腿、左腿，各自拉伸。

她们来到中国表演，住上最高级的酒店，背后得花多少的努力啊！

要想人上人，就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

我试图用“专家”理论，来说服自己。

跳舞，就必须做到最优秀，就必须抛弃世俗的一切杂念，专注于舞蹈和日复一日单调的训练本身。

就像运动员，要成为孙杨那样的世界冠军，就必须扔掉手机和网络游戏，专注于训练本身。

我再次试图说服自己。

连《卡门》开演的时候，工作人员的手机都是被禁止的。服装指导T严肃地向我强调，No phones。

每天的三个小时里，我极尽了一切想象的可能：从明天的推送文案到接下来一年的工作安排，从唐诗宋词到我上一份实习……过去的三年，我的经历苍白得几乎匮乏，以至于再也无从回忆。

她们进来了。在我们在舞台的后场分割出的小小更衣室，她们一个个鱼贯而入，又如同鸽子一般呼啦啦地四散而飞。Geidy是唯一需要帮助的。她朝我们中的某一位笑笑，thanks，她说道，然后我们为她拉起背后的拉链。她在化妆镜前照了照，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的头饰，匆匆忙忙地抹几道口红，再照照，然后小步快走出小更衣室。

Jennifer脱下头上的白色帽子，Dayana戴上黄色的编织发带，也跟Geidy一样，换件衣服，照下镜子，调整下发型。

“伊拉脚郎响贴的个额，是撒额用场啊？”50岁的上海服装助理阿姨问我。

我这才发现，Jennifer的脚上，也贴着一个白色的，暖宝宝似的东西。

“应该是防止脚受伤的吧……”

“哎，四额，伊拉跳舞老辛苦额。我看到小推车送进去额么四，伊拉阿伐切额。”

“哎，四额四额，我看伊拉小蛋糕，就切一滴滴。”

对女生来说，控制饮食比男生更为困难。男生的雄激素注定他们更容易生长肌肉，而女生的雌激素注定他们更容易堆积脂肪。而在古巴，显然很难有条件为他们配备专属的营养师进行科学配比：蛋白质40，碳水40，脂肪20。他们只能控制吃。

他们说的西班牙语我几乎完全听不清楚，可却唯独记得开演前，Katie问Jennier，“La cena？”

Jennifer回答：No cena, no hambre.（不吃不饿）

她喃喃地将这句话反复念叨了数久，带着“no cena no hambre”跳着向前台跑去。

然而休息室的男孩子们却是另一番光景：他们放肆地吃着香蕉、小蛋糕，一杯一杯倒着果汁、咖啡，放声地笑闹聊天着。他们身上的肌肉却安然无恙，每一块都规规整整地在那里。

“They need some sugar for coffee.”

我和Niko拿来咖啡配的白砂糖包。

我终于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告别了Niko，告别了服装T女士。我告别了上海阿姨们，并发誓此生再也不与她们相遇。

我走到化妆间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接机后的这十四天来的第一句西班牙语：“¿Dónde está Maria?”

她来了。她紧紧地拥抱我，又说了一连串我依然听不懂的西班牙语。

她又很努力地放慢语速，用食指比划着，试图让我听懂她浑浊的翘舌的古巴味的西班牙语。

我听懂了。我拿出手机，请她留下联系方式。

“明年我可能会来古巴！”我告诉她。

她激动不已。

“你来了，一定要告诉我！”她几乎是浑身颤抖着说道。

古巴人真是情感充沛，和真诚的秘鲁人一样。

已经过去7天了。然而一直到现在，我都依然没有打开email，敲下那第一行字。

该说什么呢？

“亲爱的Maria，你好！我是Olivia。还记得我吗？这是我的电子邮件地址，请你记下。大陆不能用INS和FB，我只能这么和你联系。”

可我怕她失望。我怕我不能守约，我怕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西班牙更有利于就业，而抛弃了拉美，去了巴塞罗那。

那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西班牙是资本主义的完成期。生活在上海的我，应该去西班牙看看的。去看看完成资本主义的国家会走向怎样的趋势，去了解发达国家的业态、销售和经济发展会走向何方，那是新零售未来的模样。然后回到我的祖国，去南京，去郑州，去所有能想到的二线城市，让迪卡侬或者鸿星尔克帮助更多人运动；或者回上海，用西班牙预测未来十年的上海。

那古巴呢？我心心念念的哥伦比亚，和它潮湿寒冷的波哥大呢？还有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秘鲁，它的Manchu Pinchu呢？狂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塔萨尔，椅子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波拉尼奥呢？

我睡着了。梦里，我来到我的古巴，我心心念念的，马尔克斯的好朋友卡斯特罗的故乡。

我根本不要唱哈瓦那，不要什么烟草和敞篷汽车，我也无心旅游。我只是想走一下老马曾经住过的那些地方。

我甚至开始在微博上狂热地搜索“古巴”两个字。

却只看到三句：

古巴停水停电缺吃少穿你没活过来啊？

古巴那帮孩子，都是西北边远地区家庭贫困的孩子，因为古巴条件艰苦，国家补助给的多他们才来的。所以，每次想起他们的模样，就像看到上帝遗落在角落里的石子一样，虽然没有人注意得到，却是无比坚硬的存在，胜过那些无暇美玉。 ​

这里教学器材很缺失，古巴学生会非常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