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急促的铃声将我惊醒，谁的来电？抓过手机一看，是刚刚定的10分钟闹钟。
原来刚才是在“内观，与自己的童年连结”，结果太放松居然睡着了。
童年一直不曾远离，我随身所带。
小学一年级同学的名字我基本都记得，甚至谁坐在哪一排也记得七七八八。
我原先不知道别人竟然会忘记，在我不是随身携带的吗？
回溯到更远的时候，记忆从何时开始的呢？
1.
我坐在门外小凳子上，大人们逗我：
“青，你妈接你回兰州你回不回去啊？”
“不回去。”我答。
“为什么啊？”
“因为我小嬷嬷、小爷爷顶好。”
我的记忆是从寄居在别人家开始的，但我自己并不知晓。
那时我两、三岁吧，像所有小动物一样，把首先认识的养育自己的人当作自己的至亲。
我小爷爷、小嬷嬷是我爷爷亲弟弟、弟媳。
两位老人待我极好，像亲孙女一样，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亲孙儿。
2.
我们住在乡下一栋二层老宅里，人睡在二楼，生火烧饭就在堂屋门口边的灶台。
用半高的墙把伙房和灶台隔开，做饭的时候，一个人在灶台烧饭，一个人在伙房添柴。陇糠点火，秸杆引燃，木柴噼哩啪啦地烧起来了，就用两口大铁锅炒菜、烧饭。
喝的水是井里打上来的，沁凉。
晚饭后，就在院子里纳凉、扯淡（方言，就是聊天）。
我仰脸躺在小嬷嬷怀里。
繁星满天，很亮，当你久久盯着它们时，它们忽远忽近，充满了未知的神秘。
小嬷嬷拿着一把大蒲扇边扑打蚊虫，边讲个故事。
她给我讲了一个“武松打虎”的故事。
我把“武松”和“蜈蚣”听成了同一种东西，迷糊了好久。
反正老虎很厉害，会吃掉不听话的小孩。
“天黑了，我们去睡觉。”小嬷嬷说。
“天没有黑，天还是蓝的，很深的蓝。”印象里老家的晚上总是这么深的蓝。
农村人睡得早，八、九点钟，人们就睡了。 早晨四点多起床，生火、做饭。
叔叔们吃了早饭就出去田里干农活，春天的时候，整天都很忙。
每天早晨我醒来，听到小嬷嬷在楼下烧饭，大人在说话，感到非常踏实。
早餐的食物一般比较固定：前一天剩米饭做的泡饭，加饭菜一般是油飞年糕或花生米、豆腐乳这三样。油飞年糕是把年糕干在热油里炸一下，它就会像爆米花一样膨松起来，撒点盐，下泡饭是最美味的早餐了。
后来我几次回老家，发现早餐一般还是这三样，可见传统的力量之强大。重温儿时滋味，仍倍感鲜美。有些东西千百年来就有一种最佳结构，一旦确定就没必要改动。
可能是长年在地里干活，晒太阳多的缘故，叔叔们都体格魁梧，手脚十分宽大，饭量也很大。到中午，回家吃饭。男人们粗大的手掌端着饭碗，夹到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那么好吃。边吃边聊，津津有味。
我有一个吃饭时专用的高脚凳，我踩着凳脚的横杆爬上去。
我最喜欢吃的是盐水毛豆和大螃蟹。毛豆自家种，螃蟹要去江里打。
我的小爷爷夜晚出去，穿着蓑衣、斗笠，带个竹篓。
如果他打到江蟹，我半夜或早晨醒来的时候，就会听到螃蟹们在木桶里敲打木桶板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像下雨天房檐上滴下的水滴声。它们想要爬出来。
但它们永远爬不出来。因为它们互相扯后腿；还因为，木桶上盖着一个蒸锅的厚重木盖子。
盐水毛豆和江蟹，还有剪掉屁股的大田螺，多少美味，多少故乡滋味！
3.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没喊小嬷嬷帮我穿衣，自己把衣服、背带裤、袜子、鞋都一一穿好。然后下楼开心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嬷嬷欣喜地说：“nga（我的，我们的）囡囡系（自己）会穿衣裳了！”从那以后，就自己穿衣服不需要大人帮忙了。
4.
过年前，爷爷从家里来信，说要寄来城里小孩玩的灯笼。
于是盼望着。
收到灯笼一看，也不是那种圆型的大红灯笼，而是纸做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可以拉伸的“灯笼”，里面安装着一个可以安放蜡烛的铁卡子。将蜡烛安放进去，点着，再把笼子拉起来，用一根棍子套在提手上，摇摇晃晃打着灯笼出门去玩。
灯笼在脚前的路面投下一片光明，于是晚上也可以去外面玩。有灯笼点，还是很开心。但是也不敢走远。
5.
我记得地里挖红苕时泥土的腥味，混合着新鲜红苕的香甜味，刨出一串大大小小的红苕时的兴奋感。就像《阿甘正传》里妈妈的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锨挖出的是多大的红苕。
多年以后，在农批市场闻到搀着土腥味的红苕，还能回想起当初挖红苕的兴奋。
我一直怀疑鼻子是记性最好的器官，人对气味的记忆可能延续终生。
另外一种留下甜蜜记忆的东西是甘蔗。甜蜜的东西都带着愉悦感。
有一次，甘蔗成熟的季节，我的二爷爷，把我扛在肩上，去地里挑选了一棵漂亮的甘蔗，砍下来，削头去尾，剁成一段段，除了留在手上抓的地方不刮皮，把皮刮干净交到我手上给我吃。我高高兴兴地吃着，被小爷爷看到，说了二爷爷一顿，大意是，她那么小，吃这种东西会戳到嘴巴、舌头。果然后来舌头很疼。
小爷爷性格耿直，他认为不对之处，即便自己亲哥也照说不误。但是兄弟关系亲密。
6.
他们都是极善良和蔼的老人。
我在乡下生活得无忧无虑，不但没有在我幼小心灵带来任何不良影响，反而我因为五岁时要离开他们哭得死去活来。
“我不走，小嬷嬷。”我哭着说。“我妈来接我，我就把那个电灯绳子抓住不放手。” 想象中，那个墙边的电灯开关绳子成了我的锚，我的救命稻草，能把自己锚定在故乡祖屋里。
但是，电灯绳子终究没能锚得住我。
我妈来接我的时候，带给我一个城里小孩背的、印有熊猫图案的塑料小背包，非常漂亮，给我斜挎在肩上，抱着我，把几颗糖果放在我手心，告诉我回兰州多么好。
我还是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大场，不肯离去。 等到我哭累睡着了，大人们把我放在一辆铺着棉被的架子车上，推着去了车站。当我醒来时，在摇摇晃晃中看到高大的廊沿在暗蓝天色下的剪影，已经快到车站了。
就这样离开了故乡。
一层层记忆的迭代，可能现在我能记起的已经不是往事，很可能是我不断重复的对往事的回忆，每回忆一次，可能被我做了一些小小改动，也未可知。
7.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幸运，我童年生活在慈爱的小爷爷、小嬷嬷和故乡亲人身边。
后来才发现这可能是一个不幸。
幼儿早期，离开自己的父母，后来又离开自己的养父母（小爷爷、小嬷嬷以及我自己的爷爷、嬷嬷），分离焦虑一而再地进入潜意识，成为这一生最大的难题。
这也是后来中国千千万万农村打工父母及其留守儿童的不幸和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当然他们的问题肯定比我的要严重很多倍。此是后话不表。
这可能也是另一个幸运，迫使我无限追寻、逼近生命本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