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战国只是在学术上的划分，其分界却被史学家派出众多说法。多数教科书选择前476/475年作为分界点，源于《史记.六国年表序》。若按是说，此前几年楚国“白公之乱”可算是“春秋”尾声里的最后一个“亮点”了。
白公即白公胜，芈姓，熊氏，名胜，号白公。他的父亲，即楚平王时被费无极谮害的太子建。
太子建从驻守的“陪都”城父逃离后，先到宋国，又因避华氏之乱自宋至郑。郑国对他以礼相待，他却利用郑人对他的信任，与晋国密谋作为内应偷袭郑国，又因在封邑里大肆残暴被人揭发，终于事发被杀。
到楚惠王时，令尹子西——也是白公胜的亲叔叔——想把流落吴国的白公胜召回，受到了叶公沈诸梁的劝阻：
“我听说胜这个人‘诈而乱’，召他回来未免有灾祸吧！”
子西：“我却听说胜‘信而勇’，并且不干不利的事情。召他回来置放在边境上，让他保卫边疆。”
叶公直言“子必悔之”：
“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按照叶公的标准，符合仁爱才称得上诚信，遵循道义才叫做勇敢。不管什么话都要实践，这不是诚信；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怕死，这不是勇敢。他反问子西：
“白公胜一味务求实践诺言，而又遍求“死士”，会不会是私心作怪呢？”
子西终于没听劝告，把白公胜召回楚国，任命为巢邑大夫驻守在与吴国的边境，从此号称白公，故称白公胜。
白公胜治军有方，“好兵而下士”。然而对于叶公“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的评语，他却用后半生”照本宣科“地活成了自己的”写照“。
据《国语.楚语》，叶公在劝谏子西时还引用了俗语“狼子野心，怨贼之人也”，指出白公胜由于怨恨而生出“害乱国家”之心的隐忧。而白公胜之“怨”，首推当为郑国的“杀父之仇”。
从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开始，白公胜屡次请求子西出兵郑国以报父仇，子西或以“楚国政事未定”拒绝，或假意应承而行“缓兵”之策，甚至在晋伐郑时亲自出兵救援郑国，并收取了郑人贿赂。
白公胜终于感到“忍无可忍”。他怒形于色，在公开场合亲自磨剑并托人“直”告子西将要到朝堂上“杀人”。
子西仍然执迷不悟。在他眼里，白公胜就像一颗鸟卵一样在他的覆翼下长大，他放言在自己死后楚国的令尹、司马，“非胜而谁”？对其厚望可想而知。
白公胜却丝毫不领情，反而认为子西狂妄无比，亦放言“他要得到好死，我就不是我”！
白公胜倒真的说到做到，而不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他开始与一个叫石乞的勇士亲信密谋，经石乞举荐，他甚至亲赴市场逞其“遍求‘死士’”之能。无奈“可以当五百人”以对抗“王与二卿士”的“死士”熊宜僚“不为利谄，不为威惕”，即使石乞的剑架在脖子上也一动不动。
但机会还是能够等来。这一年，吴国军队侵犯边境慎地，白公胜率军大败吴军。他以进献战利品为名，向楚惠王请求不解除武装率军入都，乘机发动叛乱劫持惠王。如梦初醒的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白公胜的“好梦”却也没做长。石乞两次劝他焚烧府库、杀死君王，他均以“弑王不祥，焚库无聚”加以拒绝，还在忙乱中让惠王得以逃脱。很快，得到消息的叶公从蔡地征发楚国方城之外的军队前来镇压，自立为王刚满 一个月的白公胜走投无路，逃到山上自缢而亡。倒是石乞，被生擒后大义凛然，宁愿被烹也没说出藏匿白公胜尸身的所在，尽显”死士“本色。
“白公之乱”黯然落下帷幕。叶公沈诸梁以此一役而名扬后世，楚惠王复位后他被封为令尹与司马，身兼军政大权于一身，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相较于在白公胜身上犯迷糊的子西，叶公自一开始就从白公胜的“复言”看到了其根源——“杀父之仇”集聚的怨气，又以其“复言”预见了对于国家的害乱——“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只是终未能解子西之惑。而当得知子西死于国难时，叶公亦未以其曾经“弃吾言”而“以小怨置大德”，奋然招兵救难。
白公胜以一人之“怨'而惘顾国之安，在另一个亲叔叔子闾身上也得到了反衬。
白公胜在听闻叶公欲出兵靖国时，想要让子闾继任楚王。对于白公胜的武力劫持，子闾回应：“若是安定楚国、匡正王室，岂敢不听从？但若专谋私利来颠覆王室，置国家于不顾，只好宁死不从。”终于从容就死。
杀父之仇，是旧时公认最大的仇恨。《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已经成了古人的一种心理情结和思维定势，积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但以“一己”之私而陷“一国”于乱，即使“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也为士所不耻。于是孔子又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何谓“直”？
朱熹说：“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
钱穆说：“直者直道，公平无私。我虽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是即直”。
如此一来，“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白公胜之报怨“复言”下的迁怒乃至祸乱，离夫子所谓的“直”似乎偏的也太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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