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前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对于直接观察之外的世界，公众并没有太多的经历去了解，因此对于它们的想象往往是基于自身感性的认知与成见去解释并构建脑中的图像。这使得公众意见的形成往往与一些抽象符号有关。
我们对于超出自己视野之外的环境的实际联系大致呈现这样的过程：书面或者口头语言唤起一系列画面→产生感情→被名称和象征符号所替代。符号化的事物是模糊不清的，但它同时也是最容易引导不同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从而得到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在这个模糊的符号中唤起共同的感情。这里李普曼以威尔逊的演讲为例，他认为休斯顿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技巧就在于模糊不清，中间色调。这是因为见解无论被人多么深刻地感受着，与他们生成关心的事实都没有持久而强烈的联系。对于不可见的环境，人们感情强烈，认识肤浅。唤起感情的不止一个因素，甚至不是最基本的事实。因此，公众意见是宣传者利用了共同的象征符号淡化了公众个人的观念，而唤起公众之间相联系的共同的情感，从而形成的。
在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中包含了许多对立冲突的观念，但人们却从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从而唤起了共同的感情。但“公共意志”并不能这样简单地形成，18世纪的美国人对于联邦的的感情极其淡泊，因为它只是一个无力的抽象，一个载体而非象征，而要形成真正的“共同意识”就需要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的人出现。也就是一个把这种抽象化为实体的公众权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