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田野调查无疑是其安身立命的法宝。然而，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他不可能把我国56个民族的所有音乐种类均进行盘根究底的排查，在一生中能够将一两个民族的多数音乐种类搜集到并进行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深入研究已实属不易。这期间，除了个人的主观努力之外，运气也不得不说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这里所谓的“运气”，是指一个研究者能够有机会接触或走近其所研究的对象。因为只有走进音乐事象，他才能够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人生的两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也算是我人生的两次转折，让我与维吾尔、哈萨克两个民族的传统音乐结缘，并对其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进而才有了这本书的问世。 第一段经历使我有幸与新疆维吾尔族音乐结缘。2006年原本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的我，因某些缘故被调剂到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攻读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然而，正是这一命运的安排，让我与民族音乐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使之成为我今生衷心挚爱的事业。接下来的时光，我是幸运的和幸福的，因为在分配导师时我很荣幸地成为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木卡姆研究学者周吉先生的弟子。周吉先生是我国研究新疆少数民族音乐尤其是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权威学者，其作为一位江苏宜兴人，在新疆从事少数民族音乐调查和研究近50年。他不但具备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而且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从其颇具创见的丰硕研究成果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与周先生为学，实有如沐春风之感。他不仅为我辈“传道、授业、解惑”，更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蕴涵在他高远的治学境界、人格涵养与思想情怀之中，为我辈治学、为人树立了崇高的风范。在与先生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但系统地掌握了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必需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而且在他的谆谆教诲和坚定的鼓励、支持下走上了以维吾尔木卡姆为代表的维吾尔族传统音乐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此一期间，无论从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田野调查实践的训练，还是从学位论文选题及撰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以新疆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为研究对象）等方面，周先生均给予我很好的指导和帮助，让我这个民族音乐学的“门外汉”逐渐地领略到民族音乐学的真谛，从而进入新疆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尤其是维吾尔木卡姆音乐研究的大门。硕士毕业后，我又很荣幸地留在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任教，主要从事新疆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和课题研究工作，进一步充实了对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文献的积累。 另外，工作之余，我在大量研读维吾尔族音乐文献的基础上，也会经常奔赴南北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进行维吾尔族传统音乐的实地调查，基本摸清了新疆维吾尔族传统音乐的当下存在状况和学界的研究概况。本书所选入的绝大多数与维吾尔族传统音乐有关的文稿就是在我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这些成果均是我近些年来课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段经历使我有幸与哈萨克族音乐结缘。2011年夏至2013年夏，在导师张欢先生的支持下，我很幸运地以国家公派教师的身份被新疆师范大学派往哈萨克斯坦哈萨克-中国研究院任教。以此为契机，加之我的专业习惯，我很快对该国哈萨克族传统音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该国家的岁时节日与哈萨克族传统音乐之传播和传承的关系、哈萨克族传统音乐的当代变迁、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仪式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等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并阅读相关文献，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基于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音乐田野调查的经历，我接连申请了2011年度新疆师范大学中亚研究基地项目“哈萨克斯坦传统音乐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和2012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中亚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与重点项目“中-哈两国哈萨克族传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两个课题，并获得立项，这无疑给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持，从而保证了我的学术研究得以顺利开展。本书中关于哈萨克族传统音乐的文稿即是在对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传统音乐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本书中收录的所有文稿，均是在我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进入田野现场去参与和体验这些活态的音乐存在形态，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是万万不可能写出关于“他者”文化的学术作品的。同时，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本书起名为《乐起田野》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我们民族音乐学学者的一切成果大多来自于田野，田野才是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或文化空间。在当今音乐学界，以音乐与田野的珠联璧合而命名的著作不在少数，如我国著名音乐学家张振涛的《诸野求乐录》、萧梅的《田野萍踪》和《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修订版）、乔建中的《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修订版），等等。可以说，作为一名合格的民族音乐学学者，田野工作是其进行学术研究的必修课和必由之路；田野工作也是一部民族音乐学著作之质量优劣乃至品质纯正与否的试金石。换言之，如果一名民族音乐学家从未进入田野进行过实地调查，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民族音乐学家；如果一部民族音乐学著作没有民族音乐学家的田野资料来充实和验证，也不可能是一部合格的优秀的民族音乐学著作。由此观之，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灵魂，实地调查是获得田野音乐资料的根本途径。 每当田野调查结束回到书房的“扶手椅”进行论文写作时，我的脑海中总会如电影般地浮现出田野中对音乐艺术痴迷若狂的民间艺人们，是他们创造、传承和传播了民族音乐，也是他们提供给我写作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和冲动，他们的音乐生活及其音乐行为、音乐思想和音声构成了我写作的主题和重要内容。若非他们的存在及其对音乐的承载和演绎的行为，我的一切写作都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我要说，民族音乐学研究请回到田野，并一再敞开，在这一自行敞开的过程中，音乐的价值、内涵和意义也将自行地铺展开来。 诚然，民族音乐学研究仅仅忠实地记录田野中的艺人们的音乐行为或音乐事象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具备一定的理论视野，只有在多元理论视野的综合审视之下，我们的研究对象—— 田野中零零散散的、形形色色的音乐种类才能够迈向“田野记录和文化解释”相结合的深层次的研究之路。换而言之，我们的研究文本才能够彰显纵深立体的性质。因此，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我提倡以田野调查和多学科理论视野相结合的综合审视法，将“局内人之主位观和局外人之客位观”的双重视角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揭示和解释音乐事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和意义。本书中关于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传统音乐的诸多文稿就是在这种研究理念的引导下完成的，其中的记录和阐释既包含了我对两民族传统音乐的长期田野调查实践和体验，也体现着我的诸多理论思考。当然，作为一个局外人，加之自己学术积累尚浅，我对两民族传统音乐的记录和阐释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是，我不会仅仅满足于当前的书写，随着学术积累的增加以及田野调查的不断深入，我的研究也将不断地拓宽和深入。 王建朝 2016年10月11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