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同，在那里长到三岁。三岁孩童的记忆有限，至今记得的，只是少数几个意象。红旗广场，七里村。红旗广场，全然没有映像，只记得这么几个字，七里村，是当时住的地方。只记得，那有一条开阔的土路，我通常是蹬着小三轮车疯狂的跑在那条路上，卷得尘土飞扬，颇有阵势。为什么说疯狂，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小三轮车总是骑着骑着就要摔倒，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看来，那是骑得太快太猛，拐弯太急所致。这个小三轮车，为日后打下了深厚的驾驶基础，为证明这一点，这里有必要讲一下学车的经历。

     上学时，和宿舍姐们搭了个伴儿，来了一场说学就学的旅程，为了学车而学车，因为家里都没有车。上机操作，不在话下，翻了两眼书，顺利通过。第二关，正库、倒库、移库，这一关，难倒了不少人，教练每天黑着脸，扯着嗓子骂人，唾沫星子漫天飞，每个人脸上都有唾沫星子凿下的坑。为了不让这唾沫星子毁容，必须格外用心，教练的字字句句真言，循环在脑中播放。记住了这真言，这第二关还真是顺手。可依旧有过不去的，那就等的教练更猛烈的雨点般的唾骂，只是越被骂越是糊涂。记得一个学员因为紧张，出了一脑门子汗，还整的熄了火，又被教练骂个猝不及防：“怎么开的，看你一脑门子绝（脚）汗，有什么紧张的，这还能熄了火？”我很诧异，脑门子上怎么能出脚汗，后来经过实验，在非常紧张的时刻，脚丫子是不会出汗的，汗确实是从脑门子渗出，原来这脚汗都被连根拔起，从脑门子抽走了。不愧是教练，能总结出这么精辟的理论。这些教练都像是从集中营里走出来的，因为不能对学员拳打脚踢，功夫都体现在骂人。幸运的是，我没有遭到这么惨烈的对待，还难得的受到了教练的表扬，被夸有悟性，被夸是从教以来遇到的极少有的有悟性的学员。这个评价极高，教练已过中年，学员之众可想而知。我恐是耳朵出了毛病，竟然受此殊荣，搜肠刮肚，想到了儿时骑三轮车的经历，这早早的启蒙，果然有奇效。

      后来，家搬到了太原，又挨着一个村子，叫亲贤村。那时不会想到，亲贤村会繁荣成今天这个样子。单位盖了几栋宿舍楼，就坐落在这里。东边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贯穿城区南北，应该是泄洪渠。西面和北面是亲贤村的区域，南面是一大片树林和野地。这几栋宿舍楼也盖得像极了麻将，一桌四面，中间形成一大片空地，另一桌三缺一，缺的那一边是臭水沟，三栋楼中间也形成一大片空地。这两片空地，就是院子里小孩儿理想的娱乐场所。踢球的，打乒乓球的，骑车子的，每天一群一伙，在院子里你追我赶，疯跑着，从不厌倦。到了傍晚时分，就听到从四面八方楼上楼下传来的各种“快回家吃饭”的喊声。被喊的，悻悻的回家去了，暂时没被喊到的，抓紧这最后的时间疯狂，还有喊了也不回，被提溜的耳朵拽回去的。当所有孩子撤干净的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星星点灯了。我也是不愿意回家的，但是胆子小，那时楼道里的灯经常是坏着的，天黑了自己不敢上楼，于是，在被喊之后，总要观摩一下天色，然后站在楼道里看看，若不是伸手不见五指，就继续在外面疯。当然，也有玩的得意忘形的时候，真真玩到了“伸手不见五指”，只好灰溜溜的站在楼下呼救。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学会了打羽毛球，学会了骑自行车，结交了一众发小；也是在这个院子里，爬上跳下，碰的胳膊腿上都是疤。这疤里有乾坤，痕里揉岁月，这磕碰的年华，最是美丽。

      我们那帮孩子，从小放养，父母早上坐接送车去上班，晚上才能回来，这一天除了自己按时上下学，还有午饭的问题，在邻居家蹭饭是常事，这个月给东家交些饭费，管一个月的午饭，下个月转移到西家。一家去的多了，总怕人家嫌烦，多数时候，我们也不愿意被寄养，总要看人家眼色，拘谨的很。我被”寄养”过的一家，他们在饭桌上从来不说话，也从不问我关于吃饭以及吃饭以外的任何问题，只开着收音机放着单田芳的评书，我感到自己很多余，总是匆匆吃完，顾不得饥饱，赶紧逃离。有时候，我们几个发小就约到一家，一起煮方便面吃。肉蓉面加荷包蛋或者火腿肠，标配午餐。结果吃的多了，不仅肠胃不接受，鼻子也受了刺激。闻到肉蓉面的味道，就翻江倒海想吐。直到现在，也对肉蓉面敬而远之。说起按时上下学，总难免有那么几次睡过头的时候，一觉醒来晚了半小时，内心惶惶不安，顾不得洗簌，跨上车子直奔学校而去，心里有无数的忏悔，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会迟到，怎么就能迟到。急匆匆奔到学校，看着静悄悄的操场，听着朗朗读书声，自己仿佛擅自闯入了禁地，怀里无数只小兔子蹦蹦直跳。越靠近教室，越越发的紧张，站在门外，甚至没有勇气进门。踌躇再三，喊不出一声“报告”。在那个年龄，这也是考验胆量和勇气的事情，在小小的世界观里，迟到是一件大事。直到今天，当会场乌压压坐满人后，我都会感到，走进去是颇有压力的，一如小时候迟到的感觉。

     夜幕笼罩着天空，零星的几颗星，这不是儿时天空的样子，星星都去哪儿了，我在梦里努力回忆你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