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席文在文本裏說，“在歐洲產生和發展這一特殊情況，使得近代科學至今仍然帶有無法把它視爲全球性的特殊印記。”確實，隨著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開始，歐洲的科學技術以體系的形式傳播到全世界，並被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並作爲主要的科學教育内容。因此，許多人如席文所説，認爲歐洲的科學技術體系是全人類的一種必然擁有的共識：“它超越出歐洲人的歷史的和哲學的界限，變得同它所力求理解和掌握的自然界一樣，成爲全球性的、客觀的、不帶任何外在標志。” 即持這種觀點的人把“誕生出現代科學技術”作爲一個固有的、一定存在的、必然會到達的目標放置在世界各種文明的發展道路上，並基於這種觀點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那麽，“李約瑟難題”自身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將現代科學技術這一成果或學科作爲所有文明的必經之路、必到之地這樣的觀點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世界上不同的地區孕育了不同種類的文明，不同文明有著不同的内容和特點，自然不能認爲所有文明必然會趨同于一個共同的目標：歐洲誕生的科學技術。

由此看來，爲什麽古代中國沒有發生科技革命這樣的問題就有了根本上的邏輯誤區，它輕視了文化的多樣性和民族性。歐洲的科學革命之所以沒有在古代中國發生，就像古代中國人不會發明英文這一語言一樣。

我們不討論這個觀點正確與否，來探討一下歐洲爲什麽會有這樣的觀點？這樣的觀點看似是全球性的觀點，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它把自己民族的成就凌駕與其他民族的成就之上。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這種意識的背後是對自己民族成就的極度自信，甚至一定程度達到了自大的程度。這種觀點能產生，必然是有極爲强勁的物質證明，是什麽呢？

有人可能會説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二帶來的勝利的優越感，這誠然是很大的勝利，甚至歐洲一度成爲世界的額中心，形成了許許多多强大的帝國。但政治的優勢就如波濤一般，潮起后不久就潮落，之前的光輝和榮光也僅能供人偶爾懷古傷今一下，并不是長遠的自信的支撐，正如歷史上王朝存在醉酒的也不過千年。但文化人士則不然

當然，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全球性。無論是民族文化風俗還是實用技術，它們畢竟是由人腦所構建的一種非物質内容，在物質（生理）上有著共同的基礎，因此在運用上并沒有隔閡。這也就是人們可能不是天生就會英語，也不在英語國家，但卻能透過學習來使用和掌握英語的原因。學習能力是基於大腦的生理基礎的，作爲個體或許會在某些方面較爲擅長而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障礙，但作爲整體而言，是沒有障礙的，即人們在“接受”上并沒有障礙。但在“發展”和“創造”的問題上卻值得商榷。作爲個體而言，“發展”和“創造”是沒有問題的，非英語母語的人也能在英文文學領域做出貢獻，西方人同樣能推動中醫技術的發展，這是基於個體在“接受”和“學習”上沒有障礙的條件的。但是整體而言，卻難以做出改變性的創造。譬如從中醫中，是几乎不可能發展出西醫的模式的，這是因爲兩種醫學理論在其根本理論、理念及發展歷史層面上的對立。西醫上找不到中醫的穴位，中醫則沒有西醫的化合的理念。兩者之不同，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南轅北轍。兩種醫學的發展道路迥異，并不會因爲其中一種解答了另一種無法解答的問題而被視爲“更優”，更不會因此而被視爲是另外一種醫學的終點或必經之路。當然，醫學最終如何發展，是無法預測的，筆者在此並不想預言自己所不熟悉的領域的未來，僅是以此作爲例子來講述文化在個體和群體、“學習”和“發展”上面的不同，進而解釋爲何以及如何反對暗藏的文化一元論和激進的民族主義。

我認爲，世界文化的差異性之所以如此之大，大到矛盾叢生，與各種文化中這種隱含的激進内容分不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