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2、傅佩荣原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世;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傅佩荣:
孔子说出这段话时,显然已超过七十岁了,这等于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对自己生平的回顾。这段话非常重要,孔子思想的进展阶段,都以此为标准。
在古代,十五岁正好是平民停止接受教育的时候。孔子不是贵族子弟,自然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但此时也正是他生命的转折点,别人都离开学校,只有他继续求学。
孔子立志求学并非为了为了学历或就业,而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增强立身处世的能力。他后来说自己“学而不厌”,表示他一辈子都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这实在是常人望尘莫及的。
三十岁在古代已经是成年。“立”,指学习立身处世的成效,由此立于礼,走上人生正途,在社会上立足。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的凭借,等于立身处世没有原则和方法。
孔子“四十而不惑”,理性上已经通达了,何来“五十而知天命”呢?这实在令人费解。天命就是自觉有一种使命感,“知天命”,即领悟自己身负使命,必须设法完成。这种使命的来源是天,所以称为天命。命运被指被动的、盲目的、无奈的遭遇。使命则是自己的选择,是看清人生之后,有了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主动的、积极的、进取的、光明的、一旦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就感觉这一生都充满希望。所以,形容孔子的天命观,最扼要、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化命运为使命。
关于“耳顺”,历来众说纷纭。我把“耳”字放在括号里,因为我认为它是衍文。从孔子的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演变中,都找不到“耳顺”的合理解释。将孔子此话和他的生平的行为互相印证,可以确定,“六十而顺”是指顺天命。
心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论语今读》中说:“这已是千古名言,至今沿用。由年岁来描述个体成熟的不同阶段及状态,是很有意思的。”已过四十,就从四十开始解读吧。
“四十不惑” 许多人解释为没有迷惑,我不认同。四十年可以让人经历一些风雨坎坷,也可以获取一些知识、技能,但要能达到没有疑惑,恐怕不太可能。已知如圆,未知如圆外空白,圆愈大空白就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论语·颜渊》中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里“惑”的意思,40岁以后就不再走极端,我认为很有道理。四十岁有了一定的阅历与磨砺,能明白自己需要什么,适合做什么,能做成什么,为人做事有分寸、留余地,不极端,可谓不惑。
“五十知天命”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前言“试论孔子”中认为:“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 即使对于科学发展到今天也不能说有什么人“对支配宇宙的秘密,到了五十岁已经完全了然。“知天命”这三个字,既不是说已经“知道”天命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天命不可能有所知。而是孔子到了五十岁方“知道”有“天命”这么回事,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所以感到“畏天命”,“五十以学易“,决心要去研究“天命(人的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
“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于”就是人要服从客观规律;“应人”就是客观规律要把人对世界的变革包含在自身之内,最后的结论为:“革之时大矣哉!”但这只是对命理的一种哲学把握,而命运的具体机理仍然是个谜。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一个穷根究底的学者思想家是痛苦的事情,所以孔子治学的最后目标确立为“知天命“,这种“志于学”的求知精神是贯穿他一生的。
“六十而耳顺” 傅佩荣教授认为是:顺天命。 也有人说,“耳顺,就是可以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胡适之先生对“耳顺”也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说:“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还是这个意思比较近些。”胡适之先生说这一番话时是1958年,这一年他67岁,对“耳顺”作如此解,可能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体悟。他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正如太极,初练时需一招一式,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得道后,心神合一,意到气到,再不拘拳路,随心所欲,千变万化,如何打都是太极。人活七十岁,应通达自在,万事化春风,了然于胸,风轻云淡,自得其乐,怎样都好,自然不会“逾矩”。
201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