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子思子有三知三行之说，首知为“生而知之”，次知为“学而知之”，末知为“困而知之”；三行便是“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和“勉强而行之”，我这一世，却是比末知更低的“困而不知”，三行之外的“被迫而行之”，资质愚钝，唯有不停折腾。
对智慧、经典本身意义的理解，我们肯定是比不过先贤以及专治经纶的读书人，但对整体内涵的体悟，我想我们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会超过他们，因为我们毕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有太多的知识和信息来梳理，吸收中西方的思想精华，万物皆备于我。
从初为人父就开始思考教育和家族传承，最近两年自身进化颇速，有诸多机缘，自然想着为自身和家族谋一条向上的进阶路，阅读了大量的发展史，文化、历史、思想、教育以及家族，也当面请教了无数站在高处的牛人，深刻体悟到唯有思想才是传家法宝，所以就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担起家族振兴的重担，从道德、礼仪、修身、齐家等方面编撰家训，为子孙后辈构建腾飞的高台。
对中华民族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儒家思想，自宋开始几乎完全沦为政斗的牺牲品，愈演愈烈，不过这也是一种必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任何涉政的思想都不例外。 当然在经学史上真正继承儒家道统的读书人，很少一直为官，大都是那些各地著书立说教授弟子的人，他们精研学问，许多人甚至是辞去高官，只为能传承儒家经典，所求并非普通的名利，而是一宗一教之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辞官做学问的先贤们，本质上和道教佛教修行之人很相似，无论他们是迂腐偏执还是愚昧顽固，他们的精神境界是极高的。 所以，不能只从构建社会秩序、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僚身上寻找儒家精神。 在中国重返巅峰、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口，精神传承至关重要，而研究那些纯粹的学者就有特别的意义。
读的东西越多，了解的越深入，越觉得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其实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后来对整个东亚影响深远的心学更是融合儒道佛的思想精髓而集大成者；而宋明理学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都是落后的、黑暗的、泯灭人性的，只能用各种负面词汇来形容的思想，理学其实是包括理、心和气三种学说，三者同宗同源，而且相互肯定，三派争的只是主次先后问题。 无论理学如何，它的确对中国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也让儒家担起中国近代历史饱受屈辱的首要责任，因为理学确确实实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一样的东西也要看谁用，曾国藩把理学用在磨砺自身、雕琢品性上，在风云际会下成就偌大功业。
如今是全球化、文化大碰撞又大融合的时代，技术发展赋予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国际化的胸襟和视野，在时势演进中不停迭代，从自己开始构建终身学习的门风，中西兼容，把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论当做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