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首先是存在的”--隆重纪念萨特去世40周年

今天，也就是4月15日，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离世40周年的纪念日。

萨特（Jean-Paul Sartre），法国20世纪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评论家。对中国读者来说，萨特的名字不陌生；相较于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等同期的法国哲学家，我们对萨特也更熟悉。但今天的年轻读者，对萨特的认识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与波伏娃那段长达51年的“爱情契约”，以及拒绝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但在这些简单的标签之外，对于萨特的哲学思想与理论发展脉络，大多不甚清晰。

存在着，仅此而已

与遗忘抗争，也许大多数人的结果都是如此。萨特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焦虑，自己的书到了下个世纪是不是还有人理会。他知道生命有限，即便介入过当时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冷战问题，即便介入过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事情终究还是过去了，而且在走进历史的时候，作为事件，几乎不会出现他的存在。那么，他的存在消失了之后，应该用哪种形式、又是铭刻在哪里？他焦急地寻找着答案，在他的有生之年。尽管如今尘土相隔，相信他在彼岸也还焦虑着：焦虑着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是否还和他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焦虑着，身处彼世，如何在此世体现他的在场。

这一点，我称之为萨特的责任心。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昏迷的时候，还努力地抗争着，生怕离开，这个世界的精神层面会大乱。他一定是在想，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再给他一段生命，他还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的介入。

读萨特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读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人，除去专业需求外，比如哲学系、法文系等的专业需求外，我们还读萨特吗？

当我们初看萨特的时候，往往会突然觉得自己跨入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世界。这个世界不陌生，但肯定不是我的世界。穿行于平行宇宙估计就是这种感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看似一样却是别样，于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看到在强烈的光线中有点变形的自己。

在萨特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了自己，里外两个自己，互相在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怎么形成的？

对于萨特，再次阅读之后，也没有认同，只有艳羡。艳羡他可以这样强烈地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艳羡他可以产生这样强烈的愿望想要收复这个世界。艳羡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他的思考有着明确的目标。这是萨特有别于前人的地方。但是，这也造就了他是五十岁人的模糊记忆和少数爱钻牛角尖的人的标语读本，没有市场的价值。        

    处在什么时代，贴上什么标签？

处在怎样的时代，为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这重要性不仅仅针对出版而言，也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读什么，往往就给自己贴上了什么的标签。

读路遥《平凡的世界》，读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人》，读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都会给我们贴上一定的标签。贴上这些标签的人，看贴上萨特标签的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回望他们，又会有什么感觉？对于同时具备多种标签的我们自己，我们自我审视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脑力的游戏，与体制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仅仅是与这个时代有关。仅仅是和这个时代所贴的知识分子的标签有关。

不喜欢，却存在着

谈论萨特，逃不开《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且不论对《辩证理性批判》进行怎样的解读（除了译者，几乎没有一个攻读法语语言文学的人能把这本书读下去），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在《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上，萨特是失败的。

萨特明白这点，所以他说：“我不喜欢谈论存在主义。研究工作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把研究的名称说出来、确定下来，就是把一个链环的首尾扣上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是一种完成的、已经过时的文化形式，就像肥皂商标那样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一种理念。”——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和文学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是依靠体系的建立关上一扇门，一个是完成文本后开启另一扇门。可是问题在于：既然他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做呢？

因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问了自己：二十世纪还有他的什么事？文学是个备选的答案，但是不甘心啊，不甘心仅有文学，不甘心文学里的那种寂寞。文学可以完成他身后那一代小资的梦想，却不能完成他的。他喜欢的布朗肖说，作品——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存在着。存在，仅此而已。

    不仅仅是存在而已

萨特要的，当然不仅是存在而已。萨特的矛盾有目共睹，他一方面在消弭上帝、消弭对人的规定——即所谓的人性，同时却孜孜不倦、冒着文字的危险想一个问题：他所创立的那个肥皂商标一样的理念是否能够成为先于时代的规定？这是他毫不犹豫地跨进《辩证理性批判》的原因：尽管他不怎么“愿意谈论存在主义”，但是他意识到，如果不承认他为始作俑者的这张标签，一个世纪以后，也许他真的将失去他的在场，永远而彻底。

但和二十世纪的很多同辈人一样，萨特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野心、勇气和担当。

1964年10月15日，法国哲学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萨特从《费加罗文学报》上得知他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看到新闻的第二天，他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拒绝信，随后在《费加罗报》和《世界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拒绝这个带有太多承认个体天赋色彩的奖项。他想，最大的奖项应该是一个世纪之后，十个世纪之后，他的书还有人看，他的口号还有人引用，或者，能够有人记得他在二十世纪的卓越风采也好——哪怕语言已经变迁，至少，他的灵魂还能不死。所以，文学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帮助他灵魂不死。而他意欲借助《辩证理性批判》所切入的，是人类思考的方法论。

向左走？向右走？

读完萨特再看其他文学家，他们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二元对立的古老命题：轻与重，水与火，背叛与忠诚，主体与客体，等等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往往看见自己满含眼泪地站在十字路口，问经过的人：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当这个世界呈现出纷繁的选择时，你竟然发现，其实所谓的多元，只是由无数个二元组成的多元。多元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带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痛苦。难怪萨特会说，自由只有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成其为自由。

难怪我们推卸责任，嘲笑崇高，消解悲剧。

我们只是在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借口很简单，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在这个时代，适时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如果爱，如果恨，如果冷漠，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甚至，爱谁，恨谁，冷淡谁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机械地重复着这些行为，仿佛是在华美的生命之袍里捉了一只又一只的虱子；仿佛是托马斯生命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

只是我们依然痛苦。我们从此处逃往彼处，回头去看，却发现彼处已经成为此处，而此处，成了永远的彼处——终究是回不去了。我们探讨过的存在问题，莫不如此。这就是辨证的道理啊。它们只有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才不再对立。因为辨证要说的是，水与火，轻与重，爱与恨，背叛与忠诚，这些不是两个彼此对立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理想的支撑，束手无策地明白这个道理，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为什么还要出逃？

出逃的命运总是如此被动。我们被什么追着而不得不出逃？萨特说，要与人世间的大事件抗争。要通过主体性看清大事件，左右大事件，从而左右历史。但是我们曾经痴迷的这些人都说不是。

无所抗争。如果萨特还在，很想告诉他，无所抗争，无所介入。追着我们，令我们出逃的，或许正是对这份存在的不认可的虚无。

而身在彼世，萨特还能在此世体现在场吗？他的责任心足以让他否认任何先验的存在，否认对于“人性”的种种规定，以直接存在的方式介入今天的存在吗？

作品存在着，仅此而已。人也是，存在着，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