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生活困境的人
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一位中年妇女到我工作的卫生所，问到哪一位是谢大夫？“哦，我就是”。这是一个我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她矮胖的身材，紫黑的脸膛，被风吹的干裂的嘴唇，虽然不算很老，但脸上已堆起满满的沧桑。除衣着不整外，还有那双不合脚的鞋子，说着带有广东口音蹩脚的普通话。我见到来人有些诧异。我问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不认识你呀”。她说：“咱到外面去说行吗”？我们到了室外，面对面站着。她神情好像有些紧张，眼睛愣愣的瞅着我。她开腔说道，“你是不有个弟弟在北京上大学”？我说“是的，那是我小弟”。我听她这么问，心里有些忐忑，一个陌生妇女，怎知道我弟弟在北京上大学呢？是不是小弟出事了？接着，她夸赞说，你弟弟怎么怎么优秀，怎么怎么聪明，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我想，一个陌生人不是单单来赞我小弟的吧！她接着说，“我女儿叫姜伟，和你弟弟是同学，也在北京上大学，我女儿和你弟弟关系非常好，还来过你家呢”。我说“这事我不清楚，我没有见到过你女儿，父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哦！我转念一想，是她女儿看上小弟了？她妈亲自上门提亲来啦！我正在窃喜，但转念一想，不太可能有母亲亲自上门提亲吧！这时我看出了她是有事儿，他赞小弟，恭维我，实际上是在和我套近乎。拉近我和她距离。这时我说，“婶儿，你有事儿直说吧”！她说，“我姓袁，是梧桐河农场五队的，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和你小弟是同学，高中时就是同学（又近一步在套近乎）这个学期开学了，女儿走了，没有带学费，我家里没有钱，实在是困难，连借钱都没有借到。所以，这个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我这里有一些草票子，割完草卖给你们造纸厂后，你们单位没有钱给我兑现”。我说，我们厂现在经济滑坡，企业不景气，濒临倒闭，根本进不来多少钱，纸张卖出去，也要不回来钱。本厂的职工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企业都形成了三角债。每天都有无数的债权人，哭天喊地的在财会室要钱。尤其是那些手里拿着卖草票据的人，他们顶风冒雪割来的草（梧桐河有着大片的原始草原）自己拉回来卖给造纸厂，可纸厂却没钱给他们兑现，眼看那些血汗钱打了水漂，他们挣扎，绝望，无奈。成天一堆一堆衣着不整的人手里攥着草票，堵着财会室的大门要钱！要钱！大有不给钱不走之势。他们要找领导理论。企业主管整天吓的东躲西藏，其混乱场面不忍目睹。她说，“我来过你们厂不知多少次了，一分钱都没要到。梧桐河到这里五十多里路，交通不便，我来一次真不容易呀！我伺候着奶牛，一点时间都没有，一天都不敢离开啊！（那时每天只有一趟去梧桐河的车）我这钱八成是要不出来了，可女儿的学费怎么办呢！我家里没有其他收入，只养了两头奶牛，交上去的牛奶也压资，还不能马上给钱。老伴常年有病，我四个孩子，上大学的女儿是老大，三个小孩子还干不了啥活。这点草是我辛辛苦苦割的，拿不到钱我可咋办？女儿的学费咋办？要是交不上学费被退学可咋办？谢大夫，我想求求你帮帮我，能不能把钱要出来”。说着，她低头擦起了眼泪。听到她一连串的“咋办”？看到她仰视着我，（因为我个头比她高了很多）和乞求的眼神，看到一个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是那么无奈那么沮丧，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也许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不知她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这个和她不曾相识、与财务和钱不搭边的人。她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沓窄窄的草票，我接到手里，心里却感到沉甸甸的。我安慰她说，“婶儿，你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把钱给你要出来”。她看到我的态度，似乎心里有些托底了。于是，千恩万谢地转身离去了
困难得以解决后
我去找到两位当时在做会计的好姐妹，几乎以命令的口气和她们说，“这几张草票，你们一定要把钱给我要出来”。她们问到是你的吗？我说“不是”，“是亲戚吗”？我说“算是吧”！当其中一个姐妹拿过草票子看了后，皱着眉头说，“两千多块，这么多钱啊！怕取不了这么多”。我说，“想办法一定要都取出来！这钱关系到一个大学生的学费，交不上学费就面临着被退学的危险，关系到那个女孩儿的前程大事”！我知道，两千多块钱在当年应该是一笔巨款。我给两位姐妹带来了麻烦，让她们为难了。我不知两位会计姐妹费了多大的周折才取出的钱，我只知道她们分了五次，才取出这两千多块钱！看到那几张几乎成了废纸的卖草票据，终于换成人民币，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因那时没有电话，我又千方百计的找人捎信，让她来取钱。
一个晴朗的上午，一个大约十四五岁的、长得矮小单薄女孩，骑着自行车，找到我，说明来意，说她母亲没时间，让她来取钱。我如数把两千多块钱给了她，小女孩骑上自行车向着自己家方向去了。
中午下班回到家里，本应该钱要回来了，也带走了，应该心情轻松了。可我非但没轻松反而更沉重了。我后悔怎么能让一小女孩带着一笔巨款，骑着自行车独自走50多里路呢？我应该让她住一晚，第二天坐客车回家呀。要是女孩和那笔巨款有个闪失如何是好？我越想越后悔。我为自己一时办事愚蠢和不靠谱而感到懊恼！我……我脑子……我也太猪了！我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我甚至无端的埋怨起袁婶，怎么能让一个小女孩来取钱呢？那几天，为此事我寝食难安。单位有我一个本家大姐的表妹在五队，我找到了她，“大姐，你明天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赶快去一趟五队你表妹家”，（袁婶跟大姐表妹都是5队的）我把情况和她说了，让她打听一下那女孩和钱的事。她看我为此事如此焦急忧虑，便安慰我，“不会有事的，我明天就去”。
大姐回来了！她带回了好消息，那女孩安全到家毫发无损。那两千多块钱女孩一分不少的带回了家！当袁婶儿拿着钱和别人讲时，激动高兴的流下眼泪。大姐听表妹说，“老袁太太到处显摆呢，说把卖草的钱都要回来了，（因为绝大部分人的草票子都没要到钱）把女儿的学费邮去了，剩下的钱再买点牛饲料”。大姐还说，“老袁太太这回作难了，为了女儿的学费，不知借了多少家，都没借到钱，为了女儿的学费，她急得不知哭了多少遍。大姐还在讲关于老袁太太家的事，我听着已不重要了。当得知那笔巨款和她小女儿都安全到家，已感到很欣慰，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时才真真正正实实在在落地了。
时光荏苒，瑟瑟秋风已经刮起。深秋的一个下午，一辆大胶轮车停在卫生所门口，车上下来一浑身油渍开车的小伙子。进卫生所就喊，“谁是谢大夫”？“我就是，你有啥事”？“我是梧桐河五队的，老袁太太给你带来的大米和毛嗑”。（湿毛嗑，看样子是自家的，大约有三斤）他调转车头要走。我说，“小伙子，你等下”。于是我到粮站（卫生所紧挨着粮站）拎了40斤一袋的面粉扔到车上。“小伙子，大米和毛嗑我收下了，麻烦你把这袋面粉捎给老袁太太”。
93年暮春的一天，我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和大弟拉着面粉去梧桐河换大米。早晨天已大亮，我们的车在队里转悠，我忽然听见有人大声的喊我，“谢大夫，谢大夫”！我回头看到是袁婶儿，她起早出来交奶，我们不期而遇了。她非拉着我们去她家吃饭，我想大清早的，不麻烦了。她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去到她家里。我看到她家非常贫困，住的是农场最原始的、又矮又破的啦哈辫房子，北墙只有一块大约40厘米见方的玻璃算是后窗户。她说，“家里困难，实在没啥好招待你们的”。她大早晨去小卖店买了啤酒，咸鸭蛋，她一脸歉意的说，“没啥好东西，你们别嫌弃”。看到她那么实在，那么热情，那么淳朴，我很感动。她一个劲说，“你们多吃点，多吃点”。她很健谈，说她大女儿已大学毕业，分到齐市一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很好。又再次感谢我对她家帮助。她又说，其实小女儿学习比她姐还好，实在供不起，让她辍学了，我无不惋惜的说，太可惜了！她非常开朗阳光，说大女儿工作后，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孩子们都大了就好了。一顿饭的时间，我们聊了很多。饭后，我们就此别过。后来，我们各自都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着，不曾见面。但每当我遇到梧桐河的人时，便打听她家的近况。后来，我听梧桐河的人说，她们家已经离开了五队，于2003年全家回到广东老家。
2017年3月18日写于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