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以来，易学研究之发展简况，以及国内《周易》热之基本情状是：行世的治《易》成果是多方面的，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周易》一书诞生在中国，一向被奉为群经之首，历代研究经籍的著述以易学为最多最繁。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周易》的探研，既有继承旧传统，注重象数、义理两方面研究者，又有新的发展，即开始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周易》的起源、名义、流派，或以新的理论辨析《周易》内容的诸方面性质。各类成果，十分丰富。

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一九四九年，国内出现了较有影响的易学两大家：

一是杭辛斋（1869—1923），浙江海宁人，名慎修，以字行，别字一苇，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读易杂识》、《愚一录易说订》、《沈氏改正揲蓍法》等书，民国间由研几学社合刊为《易藏丛书》，其学术观点主于贯通旧学新知，蔚为一家之言。

一是尚秉和（1870—1950），河北行唐人，字节之，晚号滋溪老人，学者称槐轩先生，著有《周易尚氏学》、《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易林评议》、《读易偶得录》、《左传国语易象释》、《太玄筮法正误》、《易说评议》、《周易古筮考》、《周易时训卦气图易象考》、《连山归藏卦名卦象考》等，专主象数之学，创为新说，“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易》象问题”（于省吾《周易尚氏学序》），甚为学术界所推重。

自1949年至今，学者研《易》的领域日趋宽广，或从社会科学方面探研，或从自然科学方面推求，可谓百花齐放，不一而足，人们研《易》之“热”与日俱增。尤其是近年海峡两岸因改革开放的大势而促进文化学术交流全面发展，更推动着大陆与台、港、澳学者的学术沟通，这无疑为国内易学研究热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简析之，当前国内研《易》成果之丰富，除了见诸“经传注释”、“易义通论”、“易史考据”等方面外，尚反映着新时期易学特征之三端：

一曰，《周易》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诸旁通学科的比较研究；二曰，《周易》与古代及现代科技之关系的研究；三曰，近期考古出土的简帛《周易》及“数字卦”的研究。前两者事实上兼涉《周易》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各方面价值，其意义颇为广泛，足以引起人们多方面的联想与思考。后者所谓“简帛”研究，则颇侧重于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物，其中《周易》类的“帛书”含三项内容：其一为《六十四卦》，约4900余字，卦序与通行本不同；其二为《卷后佚书》，约存9000余字，为今本《周易》所无；其三为《系辞传》，约6700余字，与今本《系辞传》出入甚大。

《文物》1984年第三期刊出帛书《六十四卦》释文，余两种亦已先后整理行世。“数字卦”，则指考古界对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奇字”的猜测，学者或以为上古用数字形式书写的六十四卦符号，故称“数字卦”。关于帛书《周易》及“数字卦”，是近十几年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均撰写了不少专论，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但与此同时，我们尚需指出，帛书《周易》抄工颇为低劣，在汉时即非善本，其可信度不宜过高估量；而“数字卦”本属假设推测之物，是非仍俟商讨，亦不可草率作出定评。因此，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期盼着学术界的研讨出现新的突破。

诚然，目前国内研《易》热度之高，成果之丰，值得重视与肯定。但若以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则经得起历史长期检验的优秀成果仍属少见，而许多领域的研究亦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以《易》与科技的研究为例，此课题足可涉及数学、物理、化学、量子力学、天文学、遗传工程学、医学、气功学等领域，多关易学原理的应用或旁通问题，确实值得认真研讨，以助于人们在当代社会中开启新的科学思路。

然而，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立说不够严密、论述方法欠妥以及相关学科之间过分牵强的硬性比较，皆成为有碍此类研究往纵深发展的不利因素，故需要引起文化现象，也完全值得认真探讨，只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清科学与迷信，辨明是非真伪，以合理的思维逻辑对这类颇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深刻全面的评析，庶可为清理这份特殊的文化遗产作出有益的贡献。

尚秉和先生曾慨叹历代《易》著之繁杂，指出：“最多者《易》解，最难者《易》解，苟非真知灼见之士，为扬榷其是非，釐订其得失，后学将胡所适从哉？”这一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评估今天的各类研《易》成果，促使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无疑是颇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