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俱来的强悍生命力占据世界思想的统治地位

哲学是最早演变成为一种人类文明特有的学问，通过时间的印证，空间的施展，继而进行经验的积累，智慧的提炼。

这无疑是早期人类最具创造性的文化产物，至今产生积极深远的意义，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和走向，几乎没有可以越过哲学而单独存在个体。

科学是由哲学衍生而来，发展到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可以和哲学并行，但是也不能超越哲学，更加准确的说是不可以超越。

为什么要这样说？

以中国为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矢志不渝的遵循着圣人的哲学观点，建立了极为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在资本主义还未萌芽的时候，哲学以压倒性优势占据统治地位，伦理纲常成为每个人都需要严格遵照的行为准则，上到天子下至黎民。

而西方国家呢？

他们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对于哲学的研究却从未有过间断和轻视，哲学的领导地位也从未被撼动过。他们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懂得把哲学和科学并肩的发展，相辅相成，以哲学的逻辑思维去发现创造，总结规律。

正如中国有“孔孟”，“庄周”，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

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我们依旧还活在几千年前的哲学范畴之内，然而几千年前的科学发展成果早已被现在的人们摒弃，日新月异，一到三年翻一番。这就是哲学强势的生命力表现！

——哲学从来不会给人带来快乐，倘若不觉压抑，或许只是一种习惯

古代的圣人先哲们，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给后来的人类创造了一个比较规范的社会体系。那么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需要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不断的更新载体，发现和创造更适合我们当代人行走的道路。

开拓创新一门科学，或许需要投入的只不过是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相对的时间，成功试验就可以进行推广和使用，接踵而至的便是百倍、千倍、万倍的利益回报。

而哲学则是一定需要穷尽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几代人的毕生精力去研究探索，且运行中完全看不见摸不着，施行起来需要以“时代”为单位进行计算、验收。全程无有物质的参与，单纯的是总结每个时期人类的思维活动、智慧和人性，正因本身潜移默化的性质所以最容易被人忽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便向开始无限接近存在事物的真相为目的靠拢。

当时代的进步，人类的欲望也不断的膨胀，远不满足于美好和宁静。人类的躁性和劣性开始出现“返祖现象”，因为人文科学的发展不平衡，自然科学的盲目扩张，即为先天不足的畸形发展，人类终会因此灭亡。

当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世界，总不会太过乐观！

表面的欣欣向荣阻挡不了哲学深入挖掘人类苦难的存在，危险的潜存。

二战时期以色列对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这个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的魔鬼，1960年5月11日被美国俘虏，并秘密运至以色列。

次年2月11日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冷，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

这场世纪著名的大审判因为有了著名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加入使其充满了浓郁的哲学味道。

她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事件，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系列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寻常的罪恶的报告》一书。她出席了审判现场，研究了许多令人棘手的材料和记录之后宣称，艾希曼在内心里并不是一个纳粹主义者；他加入纳粹党时，并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盖世太保”在巴勒斯坦移民中为犹太人提供了帮助；希姆莱也有其怜悯之心；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计划源于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

总而言之，汉娜认为艾希曼是一个谦逊的人。阿伦特还引用了艾希曼的声明：“我本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她同情艾希曼，悲叹道：“哎，没有人相信他。”

因此汉娜·阿伦特还提出一个举世著名的观点——平庸之恶！

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正如另一个高级纳粹分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于1946年在纽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所哭诉的那样：“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

这些辩护的言辞虽然不能为他们滔天的罪行进行洗刷，但它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挑战是极为有力的。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路径：在一场有共谋意味的民族性犯罪里，个人承担罪责的最后限度在哪里？艾希曼不是普通的罪犯，他的暴行是否普通的法庭可以审判得了的？

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这个辩护在普通情况下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艾希曼作为一个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

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那么的简单吗？

赫内的《党卫军》一书记载了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他说：“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

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纳粹党人都是有具有理性的，有正常的选择能力，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更有意思的是，纳粹的刽子手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不乏正直和道德的公民，杀害犹太人在他们看来只是忠于法律的工作。

想想，一个平时循规蹈矩的人，却能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对几百万人的鲜血而无动于衷！理性和非理性会如此奇怪而和谐地统一在艾希曼等人身上，哲学的深究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谜一样的深渊！

纽约堡审判时，许多纳粹党人都辩解道，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任何时期都是军人的首要天职，何罪之有？这确实是一个思想的难题，哲学的难题，涉及到错误的法律是否要执行的问题，何况外面还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支持的声音。

或许，我还可以抛出一个问题——又有谁敢去质疑元首制定并全民遵循的法律宝典呢？

今天回过头来看，许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个民族的多数人都卷入一场犯罪时，也许真的存在一个良心需要被唤醒的问题，否则，个体在整个时代的压力下会更多地凭巨大的惯性活着，而难以作出独立、正义的选择。就像我国的“文革”时期，许多人都在偶像崇拜中变得疯狂、盲从和非理性一样，事后让人觉得难以理喻，它决非“上当受骗”这四个字所能简单概括的。

尽管汉娜·阿伦特反复强调，艾希曼所犯的罪不是对犹太人犯罪，而是对人类犯罪；如果将对艾希曼的审判视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造成误导而导致掩盖纳粹的罪行。自己并未是在为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人进行辩解和维护，她只不过客观的从哲学的观点审视这一场悲剧的发生，犯罪的不只是艾希曼一个人，那些不曾参与纳粹党但也没有反对过纳粹党的人？是否也应该算作犯罪呢？

有一句话也许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于心：对极权政府的扩展不作决定，就等于决定支持。

但是汉娜却依旧遭受了那个时代几乎一致的猛烈的攻击，仅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她的哲学论点能够引起全民激烈讨论哪怕义愤填膺，也算是感受到了成功的滋味儿，但对于她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客观事实而言，她又遭遇了怎样的心灰意冷？

哲学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本应该去更深入探究人性的善恶和事实的真相，人们的视野里不应该失去对于哲学的推崇，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人类生活的真谛，而非生存的含义。若要生存，则完全不需要哲学。

或许这就是当代人赋予哲学的悲喜性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