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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一个山村度过的。1977年文革结束，已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别妻离子去济南求学，哥哥姐姐在村子的小学读书，母亲要忙农活和家务，无暇顾及我。1980年，6岁的我便去读小学（村子没有幼儿园）。可能因为年龄太小，老师对于我的读书持怀疑态度，并不发给我新课本。我和另一个矮个男生同桌，共用他借来的一本旧书。大概没有课本的缘故，一个月后，我便悻悻地退学了。我不记得同桌是否继续读下去。只知道他成年之后精神出现问题，并没有成家，跟着哥嫂生活，骑着电动车，走街串户，靠回收废品勉强为生。
因为第一年不愉快的经历，第二年新学年开学，我没有报名。但待在家里实在无聊，三个月之后，我又嚷着要去上学，之后便带着一张信纸和一支铅笔，抱着小板凳被母亲送到学校。有母亲平时的辅导，我识字比同龄人多，并没有落下多少课程。
我们村小学有东西两院，西院有三间茅草房，是1至3年级，东院有两间，是4、5年级。现在想来，所有教室都是危房，墙壁有很大缝隙，每间教室只有一个小窗，即便白天光线也很暗。教室里有个简陋的讲桌，没有课桌，一条条长木板，两头用土墩垫起来，就是我们写字的地方，小板凳是要自己带的。学生买不起笔记本，家境好的同学会去买一角钱一张的大白纸，自己切割，再用线装订成本子。家境不好的同学便用打碎的瓦片，钻一个小孔，系上绳子，每天提着去上学，作为书写板。学校是开放式的，周边杂草丛生，时常会有蛇、黄鼠狼出没，记得老师们曾经烧硫磺，熏走在学校乱石碓里筑窝的蛇。
学校西边是一截简陋的石头墙，墙头常有几只鸡昂首挺胸踱来踱去。下午西落的红太阳透过石头缝隙，洒一地斑驳的光影。墙内并排几颗杨树，春天树上挂满杨树毛子，像满树的小铃铛，随风摇动，发出“唰唰”的声响。现在网上各种杨树毛子吃法，那个年代虽贫穷，没听说谁家吃杨树毛。
墙外往西是一口很大的圆形水井，井壁用石头垒砌，提供全村饮用水。我和邻居小孩在井边玩，胆大的小伙伴扒着井壁凸起的石头，下到井底用手舀水喝，不想脚底一滑，掉进了水里。我无计可施，掉头就跑，喊大人帮忙，幸亏有个妇女前来挑水，用勾担把他拉了上来。如果井里真淹死个小孩，不知道村民还会不会来挑水喝。
再往西就是一条河流，平时水不多，水质清冽，沙石细腻，是我们的游乐场，最喜欢玩的是筑个坝堵小鱼。下雨时上游水库会放水泄洪，整条河便波涛汹涌了，非常壮观。河西岸紧依着一座不高的山丘，我们叫“西山子”，后来我才知道它还有个很洋气的名字叫“莲花山”。山上是果园，山那边是什么，我那时就不知道了。我曾经相信应该有个飞机场，因为经常看见飞机飞过，隆隆声响彻天空。西南方向有座更高的山，同学说山上有块石头叫“望海石”，站在上边，能看见大海，能闻到风中咸咸的大海的味道。长大后才知道我们这里离大海其实真不远，只有100多里路，但是在山上看大海实在是妄想。对大海的想象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直到高中毕业我才第一次看见大海。
我读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学校搬到了新校区，新学校是两排崭新的瓦房，我们也参与了建设——用洗衣服的棒槌夯地面。我们有了新课桌，只是凳子还要自备。老师鼓励我们上晚自习，但是学校刚启用还没有通电。我们便提着灯笼去上课，到学校后再点起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学生们并不认真学习，大部分时间在挑灯芯，看谁的油灯更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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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校的课间十分钟是实实在在的“课间”，孩子们一股脑地涌出教室，玩各自的游戏。女孩子大都玩“拾疙瘩”，摆几块小石子在地面，取一块抛起来，快速抓起地面的一块，再反手接住落下的那块，然后继续，随着抓起的石子数量逐渐增加，难度也增加，直到小手实在握不了那么多石子，一不小心石子纷纷坠落，围观的女孩子们便一阵起哄，笑得前仰后合。还有些女孩玩“跳皮筋”，两人拉一条松紧绳，一个人在中间跳来跳去，一条腿在绳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看的人眼花缭乱。
男孩子们最喜欢“挤老窝”，一群人在墙边站成一排，一声令下，所有人往中间拼命挤，被挤出的人就算输掉了。这个游戏最适合冬天玩，有取暖的功效，通常挤得满头大汗，直冒热气。另外一个被男生青睐的游戏是“打拐”，一条腿支地，双手抱起另一条腿，利用凸起的膝盖去攻击对方，直到把对方攻到双腿着地。我个头矮且瘦弱，总是第一个被从“老窝”里挤出来。打拐也不是强项，个头高且壮实的男生一下就把我撞个趔趄。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玩个游戏也这么“卷”，最后自己也深感无趣，便独自玩去了。
学校靠近南墙有一个被雨水冲出的凹陷的地窝，大小正适合一个人坐在里边，发现这个“宝地”之后，我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乐园。我走遍校园，捡拾废纸，铺在地窝里，然后一下课就跑去我的私人领地，躺在里边，享受阳光。即便有废纸垫着，依然弄得满身是土，干脆就把自己当成“土皇帝”吧，想象着广播评书“杨家将”里皇帝的威仪。无边的想象也是很费神的，累了我便去观察地上呆头呆脑跑来跑去的蚂蚁。蚂蚁如何知道回家的路？有自己的语言吗？劳动完回家后有自己的游戏吗？林林总总的奇怪问题不时冒出来。《我与地坛》中曾有这样的描写：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几十年后读到的这段文字给我很强的代入感，非常亲切。原来史铁生也曾经那么细致、那么近距离地观察过蚂蚁，区别就在于他的凝视和默想造就了一个哲学作家，而我的瞎想只不过是瞎想。
学校南边那户人家与我母亲是远房亲戚，院子中间有一颗柿子树，红通通的果实如小灯笼般挂满枝头时，我最喜欢跟着母亲去这家串门，总能得到几个甜滋滋的柿子。这家人口多，下午做饭早。放学时就能看到茅草屋顶烟囱里冒出团团烟雾，袅袅升空，偶有微风吹来，空气中便有了炊烟的味道。这时我想，烟雾缭绕下的柿子树快结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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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校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大部分初中毕业，也有小学毕业的。即便如此，他们教学都很认真，学校管理也井然有序，给我们培养了很好的学习习惯，为后来的学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村子办学困难，老师们要想方设法筹措经费，每个学年都要带着我们去山上摘松果，晒干，卖到城里，所得费用一部分发给学生，一部分补贴办学经费。假期里我们也要勤工俭学，村民会把地瓜切片，摆在地里晒干，作为烙煎饼的材料。我们便挎着篮子到野坡里捡拾村民不要的小地瓜干，上交给学校。当然村民们也很节俭，并不舍得扔掉任何瓜干。为了完成学校任务，我们的“捡”有时候就变成了“偷”。老师们还会带我们到山上挖草药，开荒种地瓜。现在想想，我们这个村办小学早早开设了劳动教育课，也算是老师们歪打正着吧。
小孩子并不都喜欢上学，有的是被父母逼来的。记得开学报名日，有个男孩被他母亲硬拖进教室，奇葩的是他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在那个贫困年代，物资文明尚不发达，精神文明更谈不上，七八岁的男孩裸着身子满街跑并非怪事，但来上学总要穿点衣服，他的嚎啕大哭，应该既有对学校的排斥，也有害羞委屈的缘故吧。
6、7岁的孩子对异性的审美观已经成型。印象中我们班漂亮女孩子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班的学霸，她母亲是我们的校长，父亲部队专业后安排在县委工作。她学习成绩好，又长得漂亮，在我们班地位很高，就像个“小公主”。我感觉大家都想讨好她，即使最调皮的男生也不敢在她面前放肆。除了她母亲的缘故，还有个原因，她姑姑是我们的班主任，这个班就一个老师，所有学科由一个人教，叫包班制，其实除了语文、数学也没有别的学科。小公主在三年级转入了县城小学，后来我们在县城初中又同学了。
人与人的确不一样，令我头疼不已的读书，对她来说就像一项爱好，大年初一我去她家拜年，她也在学习。她高考发挥不好，考了一个医学专科，分配到我们县城的医院，不过后来升本、考硕、考博，最终考入哈佛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做科研，成家后，全家移居美国，听说大儿子在全美学科竞赛中获得团队冠军。小公主的故事让我深感纳闷：人与人的智商真的差距那么大吗？小的时候为什么看不出来？后来听了一场心理学报告，才明白原来智商是发展变化的，大脑突触越多，信息传递越快。简单说，就是脑子越用越聪明。与小公主比较，我的智商在哪个层次？大概率遗忘在了那个偏远的村小了吧？
我们班另一个美女长得像个洋娃娃，她的父亲也在县城工作。她眼睛很大，皮肤白皙，笑起来脸上有对可爱的小酒窝，打扮也时尚，与其它女孩很不一样。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铅笔盒，那是一个塑料软包的两层笔盒，盒面很精美，具体图案已记不清了。在铅笔都不舍得用的年代，这个笔盒绝对是一个奢侈品，令我们羡慕不已。她只在我们班待了一年便转去县城读书，20年后再见面时，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得知她尚单身，我把好朋友画家“大师”介绍给她。见面日，平时不羁惯了的大师，一反常态，规矩地坐在那里，拘谨地打着招呼，表面波澜不惊，内心早已春风拂过，阵阵涟漪了。我问洋娃娃对大师印象如何。她反问，你朋友是不是在西关小学读过书，母亲在学校当老师？我说是啊。她愤愤地说，这人和我小学同学，前后桌，顽劣得很，老是欺负女生，那时就想用凳子砸他……
一段姻缘就此告吹，大师却一头雾水，大喊冤枉，不记得有这么个女同学，可见进城之后的洋娃娃在众多城市女孩中泯然众人了，她的美只是在那些农村孩子眼里才那么醒目吧。后来听说她成家了，再后来听说她的孩子健康状况有问题。有什么比孩子不健康更让人悲伤的？我听了很难过，很同情她，可是人这一生苦乐自知，悲喜自渡，别人的同情于她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又想起了那个漂亮的塑料软包铅笔盒。
班里还有个漂亮女生，名字不记得了，印象中有一对小虎牙，姑且叫她虎牙吧。她皮肤稍黑，眼睛细长，像两弯月牙，鼻子小巧挺翘，嘴唇红润立体，微微上扬的嘴角总带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虎牙爱笑，拾疙瘩时笑，跳绳时也笑，笑起来声音爽朗，头夸张地左右甩动，两条小辫荡来荡去，尽显灵动与俏皮。听说她姊妹三人，她排行第二，家里没有男丁。在重男轻女的年代，这样的家庭在农村往往承受很大的压力，多多少少会埋着一些矛盾的隐患。这也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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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年级下学期，大学毕业在县一中教学的父亲给我在县城小学找了个学位，继哥哥姐姐之后，我也要到城里读书了。这个消息在同学们中引起一阵轰动，在他们艳羡的目光中，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由父亲带着进城了。
车行出十几里路，我看到几排洋气的大瓦房，便问父亲：大大，县城到了吗？父亲说：还早呢。后来知道那是寨里乡的供电所。车继续前行，公路变宽了，路面的沙子是红褐色的，比我们村公路上灰突突的土沙洋气很多，路两边的行道树也又高又大。我问父亲：大大，县城到了吗？父亲说：快了。后来知道那段路属于陵阳乡官庄村，的确离城里很近了。
新学校让我大开眼界，面积比我们村小大很多，学生们有统一的校服，老师上课用普通话，学生读书字正腔圆。学校腰鼓队是特色，在各种活动中屡屡亮相，我报到时，腰鼓队已组建完成，看着队员们拴着火红的腰鼓，神气活现、左蹦右跳地敲打，我羡慕不已，没能成为他们的一员是很大的遗憾。新学校也有一些令我我不适应或者自卑的地方，例如那个留着漂亮大波浪的女教师开的音乐课。我没学过简谱，不知道那些数字该发什么音，音乐课上，同学们大声唱谱时，我只能保持沉默。音乐老师让我站起来，把我批评了一通。我羞于解释，之后在音乐课上便只张嘴，不发音，滥竽充数。
新学校的这些遗憾和不快并不能抹杀一个孩子寻觅乐趣的本能。我很快就有了几个新朋友。县城孩子自娱玩法比农村更有创意。他们会借用自来水的压力给长长的橡胶气门芯冲水，然后在顶端装上圆珠笔芯，喷水玩。这是农村孩子想不到的，因为没见过自来水龙头。他们还把软管里塞上发光的彩纸，灌入花生油，两端再接起来，做成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手环，农村孩子是不舍得这样浪费花生油的。县一中东边有条河流，夏天的正午，我常和几个附近的同学会去河里洗澡，有次一个同学摸到一条大鲶鱼，大家不知道怎么处理，都怕家长知道孩子到河里洗澡，最后的结果是我把鱼带回了家。父亲并没有责怪我，而是把鱼炖了汤，邀请他的同事们喝了顿小酒。
我读小学那几年，母亲进城最晚，家里还有耕地，父亲要回家帮工，周末会用自行车带我回家，印象中极少坐客车，父亲的理由是坐客车不方便，需要等车，真实原因是他不舍得花那一块钱的路费。回家后，总会听到一些村里的轶事，例如谁家的孩子到城里当临时工了，谁家的青年把谁家的姑娘领跑了。最令我惊诧的消息是虎牙的母亲跟人走了，在闭塞的农村，这样的丑闻无疑会成为人们热衷的谈资，让这个家庭蒙羞受辱。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虎牙在学校还能否发出她爽朗的笑声，我想。
后来我们举家搬到了城里，熟悉的村民进城时偶尔会到我家坐坐，聊聊村事。我又听到关于虎牙家的消息:她的姐姐也离家出走了。现在想来，也许是这个稍大点女孩急于脱离这个压抑的环境吧，但是在村民的嘴里，这便成了一个家庭母女都离经叛道的故事，这无异于惊天霹雳，势必把这个家庭击得摇摇欲坠。我很为虎牙感到不平，但这种情绪仅是短瞬间的，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在新学校朋友越来越多，成绩也还算不错，还被选为班干部，戴上了少先队队长的袖标。更令我期待的是，暑假之后我就要去县一中读初中了，那是我新家安置的地方，我可以不用步行那么远去上学了。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又带着我回老家。那天天气炎热，父亲蹬车很辛苦，汗流浃背，到达村北长长的陡坡时，父亲照例下来推着车走，我上前接过自行车，让他趁机歇一会。我躬身推车爬坡，不经意抬了一下头，看到不远处有个女孩推着一个农用单轮车（俗称拥车子）艰难爬坡，车子的肩襻松散地搭在背上，并不起作用，两只支撑车把的胳膊几成平举，瘦削的身子奋力前倾，两条麻杆样的腿左右踱着平衡车体，两条小辫甩来甩去，这个女孩显然是虎牙。她行走的很慢，步步艰难，我没有勇气上前帮忙，推着自行车经过她身旁时，不自觉地低下头，依稀感觉一缕微风从身旁吹来，我加快脚步，唯恐她认出我。
我至今无法准确揣测那个12岁少年当时的心情，到底是怕女孩尴尬还是怕自己尴尬，也许他的内心隐隐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在成人的世界也是无解的，曾经困惑过那么多的作家和哲人：为什么有些人会被上天选中，成为命运的宠儿，而另外一些人则活成了厄运中苦苦挣扎的灵魂，这个选择有标准吗？就命运而言，是否有公道可论？
某天翻阅《读者》杂志，遇到这样一个标题：你的童年是哪天结束的？忽然就想起来这些童年往事，我的童年是哪天结束的？在12岁那个炎热的午后，当那缕微风从身旁吹来，我似乎听到了童年大门“吱吱呀呀”关闭的声音。
2024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