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认识郁达夫的时候是在一张报纸的文章上，写的是郁达夫的个人情感问题，着重描写的是郁达夫对原配孙荃的无情和对新欢王映霞的执着怜爱。
可能大部分认识郁达夫的人不是通过他的文章，而是因个人情感问题而被人们熟知。
从另一面认识郁达夫，是他的才情包围之下的爱国情怀。
再读郁达夫还是在课本中。《故都的秋》是一个名篇，写的十分有感染力和深情。
当时就从文末一句: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深切的感受到郁达夫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文笔甚好，文采极高，可以比肩文人大咖，比如，鲁迅、梁启超等等。
郁达夫不仅仅是写文章，还和郭沫若等人一起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这个组织在后期对中国革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厚深刻的影响。
虽然郁达夫的一生都是在不停地漂泊，但是他深知当时中国的落后，一直把民族复兴当做自己的使命。从上海到福州，全国各地不停的从事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2年，与鲁迅等作家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人士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军侵略中国。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写了《迟桂花》等中短篇小说13篇。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1938年3月，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发表《政治与军事》等时评，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2月18日，应邀到新加坡《星洲日报》工作，写了《欧战扩大与中国》、《抗战阶段的诸问题》等时评政论，号召海外侨胞积极支持国内的全面抗战。
1941年12月下旬，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兼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1942年1月，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委员会执行委员、文艺组主任兼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2年1月底，新加坡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救助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4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日军发现，知道他是新加坡来的重要的抗日分子，此后他的言行一直受到日军的暗中监视。1945年8月29日，日本宪兵秘密逮捕了郁达夫并制造了失踪的假象。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于丹戎革岱的荒野山坡下。
一代英烈就此陨灭，但他的精神永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永存，这就是郁达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