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居的窗正对长春路的桥头，据说初次通车时又剪彩又放鞭炮。三胖那会儿是个戴眼镜的高中生，隔着窗户看热闹。
那会儿这也是个小卖店的窗口，在马路边，又紧邻十二中校园，客流量有了，对于三胖来说，各种口味的雪糕也不缺了。
三胖的父母经营着这家小店，每天从小窗口收进面额不一的钞票，每一张都捋平了，再剔除令人恼火的假钞，攒啊攒啊，到了一定的数额，就塞进一个旧饼干桶里，放到床下。
我认识三胖的时候，小卖店早已不经营了，窗下还有几级水泥台阶，给老爸老妈送东西，就在路边停车，上台阶敲窗，把东西递进去，方便极了。
那时三胖雇了崔姐照顾父母，2013年冬天老爸过生日，我也赶来庆贺。老爸很兴奋地向我讲述他的闪光历程，还灌输了如何节俭的经验。比方说枕巾中间磨薄了，就一分为二，再将两侧缝在一起，成了中间厚，边上薄的好枕巾。
如今，老爸已离世，老妈也开始混沌起来，不会一大早穿戴齐整，拄着拐敲卧室的门，让三胖载她回长春路的房子去看看，估计也不会翻出她的小电话本，找小舅妈或者大海来接她回家了。
三胖决定再清理一次父母的旧居，清空后出租。她又给母亲请了保姆，加上前段时间的手术，她需要钱。
窗外的车流飞驰在七月，沉着地奔赴到要去的地方。窗内的一切却不同，推开厚重的防盗门，伏天特有的霉湿气息窜入鼻孔，不是单纯的霉味，还有复杂的过往，藏掖在床下箱中柜里，又不甘心地从缝隙中挣脱出来，各种流窜，各种混为一谈。
我们严格把控每次清理的时间，争取在还没有崩溃时撤离现场。其实这次的活计，和上次装修前比起来，工作性质已经是白领和蓝领的区别了。
上次，三胖安排父母租住了另一处房子后，背着他们把旧居收拾了一下。这一下，是一场混乱挫败的较量，小小的两居室所能沉淀积攒的杂物远超想象。我们像两只挖掘洞穴的蚂蚁，不停地从洞口出来，衔着大粒的土坷垃。
父母积攒的东西的花样，也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一包包的旧塑料袋，一捆捆用过的竹签子，秋衣秋裤上拆下的袖口裤脚松紧带，一卷卷旧鞋带，大堆的纸壳子破报纸以及挟裹在其中的各种杂乱物质。
找了个收破烂的小伙，不要钱，只是拜托他把东西清走，他拉了六趟平板车。看着还不错的大衣柜，三胖说不嫌乎你也拉走吧，他弯身一背，衣柜的底儿呼啦一下掉了下来。
……
这次不同了，清理的可是父母积攒在箱子底儿的好东西，我还有些兴奋，每件皮衣，呢子大衣，羊绒大衣的衣兜都掏掏，三胖说，掏出钱来都归你。
在大衣柜的抽屉里，收拾出一张借据，是老妈不顾家人反对借出去的钱，她用铅笔记录在香烟盒白色的那一面。借给小柱十三万，这笔钱，有现从银行提取出来的，有从女儿那借用的，有手头的现金，还有一部分是饼干桶里的钱。
如同肉包子打狗，钱去了再没回来。老妈不甘心，清醒时一想起这事就撺掇女儿为她讨债，说她否则合不上眼。不过现在她应该是忘记了这闹心的事。遗忘也是好的。
三胖又对着两套衣服唏嘘。红色的羊绒大衣是结婚时母亲买料做好逼她穿上的，不喜欢的颜色，不喜欢的款式，可是不穿不行，是违拗，是不孝。
我没敢说，她现在穿上这件大衣会像一根火腿肠。闭着嘴，看她把另一件紫色套裙小心打开，说这是父亲领着她去挑选的，是她真心喜欢的，然后，她哭了。父亲久远前站在她身边，为她喜欢的东西付款的那个瞬间，势必要令一些泪水决堤。
压箱底儿的好东西，有成摞的新床单、枕巾，舍不得穿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舍不得用的毛毯、毛巾被、电褥子……还有几块准备做西服的面料。
好像希望和梦想都在箱子的深处，那里藏着一个新崭崭的未来，有一个值得用好东西的日子，永远在远处的某一天。
父母没有想到，我们一包一箱一袋子地，将旧的衣物拽到垃圾箱旁边，箱子半路上散架，袋子途中漏了底儿，垃圾箱旁边堆成小山，有几个老太太围拢过去，扒拉着她们想要的东西。
新的物件则尽可能分送出去，如果人家能用上，肯要，还仿佛是帮了大忙，毕竟丢掉是心疼的。十几条花裤衩和几条粉色、桃红的秋裤就被三个胖娘们分了。
旧居里的东西，在某一天是生存的依傍，是宝藏，是每个秋天都要翻出来晒的炫耀，是对未来的热望。
又在某一天，成了不合时宜，成了要铲除的累赘，成了前行路上的绊脚石，必须要跨过去，必须遗弃。
意义恐怕不过是一场头脑里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