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讨论044中的小故事，王阳明认为对于主动“修德”的人，应当宽容劝解，而非秉公无情。
043一句话谈及《大学》与《中庸》的关系，略过不谈。
043原文：澄问《学》、《庸》同异。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044原文：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中提到这个话题涉及到的故事：“先儒说”云云，语见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简而言之，卫国世子蒯聩不满母亲南子的行为，意欲刺杀，失败后便逃走。卫公想立公子郢为王，但他拒绝了。最后立了蒯聩的儿子辄为王，以针对蒯聩。如此，蒯聩刺母，其子辄针对蒯聩，父子两人都没能遵守孝道，而且立国君的名义也不正当。这种情况下，辄请孔子主持政务，孔子向来主张“正名”，按照礼法规矩做事，那是不是该“废辄立郢”呢？似乎这样才是正直行事，秉公办理。
王阳明不同意这种过于“直”的做法。毕竟卫王请孔子主持政务，孔子第一件事就是废王，人情上讲根本说不过去。而且辄既然已经请孔子为政，那必然已经对孔子的主张有所认同。因此在孔子的训诫感化下，必然恢复与父亲的关系，这是人之天性。而其父蒯聩也一定受到感动，不会真的争夺王位。进而辄愧疚不已，坚持要让出王位，这时大家也都被辄感动了，认为他才是适合的君王。于是最后辄不得已继续做君王，而立蒯聩为太上皇。到此，君臣父子的关系终于正当，完成了“正名”。
王阳明描述了一个美好到有些戏剧化的场景，但现实的情况是，为躲避刺杀辄逃走，蒯聩回到卫国成为君王，三年后死。
1 以德报德，“正名”也有缓和版本。从前许多人误以为孔子认同“以德报怨”，但随着许多人读了《论语》，发现孔子认为“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因此对待敌意与迫害，应当“以直报怨”，正直行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既然“直”讲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不是面对“德”和善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保持“直”呢？王阳明这里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面对善意，如果正直的回应会伤害对方，那便不应该再“直”了。王阳明给出了“正名”的缓和版本，在道德劝解下，儿子恢复了对父亲的爱戴与尊敬，父亲也恢复了对儿子的爱护和承认。而在君王继位问题上，儿子真心希望让出王位，而父亲不愿接受，最后继续让儿子为王，自己退居幕后。以此完成缓和的“正名”。没有人的地位发生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已经走向正轨了。
可见，在王阳明的论述中，情感的“正”要比实际地位的“正”更加重要。礼之根本的“仁义”“忠恕”等，都是情感上的正念，而非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刻板要求。
而以德报德，面对善意，而以善意回报，也更符合人之常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