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深秋的西北乡村，金黄的麦浪在风中翻滚。七岁的郑好蜷缩在村东头的麦草垛里，听着远处传来的晨读声，鼻腔里满是干燥的麦秆气息。
“郑好！郑好！”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从街巷传来，他把脸更深地埋进膝盖。昨天下午的场景像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回放——王老师的教鞭“啪”地抽到他的手背上，“全班就你一个人把‘拔苗助长’写成‘拨苗助长’！”火辣辣的疼痛还未消散，紧接着是母亲失望的叹息：“你弟弟三岁就能背《三字经》……”
阳光透过麦草缝隙在他脏乱的头发上跳跃，郑好数着从指缝漏下的光斑。这是他本周第三次逃学，每次都是被邻居王婶半哄半拽地送到学校，可只要教室门一关，他就像条泥鳅般从后窗溜出去。
“造孽啊这娃。”不知何时，张奶奶的拐杖声在草垛外响起，“八成是冲撞了黄大仙。”郑好屏住呼吸，听着老人絮絮叨叨地走远。黄昏时分，父亲布满老茧的手突然掀开草垛，“跟爹去庙里。”
他们踩着暮色走了二十里山路，月光下的庙宇像头沉睡的巨兽。老和尚将香灰抹在郑好额头时，他忽然注意到供桌上的泥塑菩萨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就在这时，庙外传来清脆的铜铃声，一辆驴车从山路上驶来，车辕上坐着个穿碎花棉袄的小女孩，辫子上的红头绳在月光下格外鲜艳。
三天后，郑好被送进了镇里的新小学。开学第一天，他发现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就坐在前排，她回头时，窗外的梧桐叶正打着旋儿落在她的课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