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老巷里的墙像泼上了浓墨，青苔从墙角爬到半腰，悬在墙钉上的吊兰绿绿葱葱。老嬷拿着葫芦瓢从水缸舀水，踮脚浇花，水哗啦啦从陶盆底漏下来，顺着墙根流进沟里。哪怕30载过去，这个场景依然清晰。
她是我的外曾祖母，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在潮汕，我们唤之“老嬷”。老嬷穿着深灰立领唐装，盘扣从领子斜扣至腰肩，银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盘成发髻。现在想来，她的优雅一定是在岁月中淘洗出来的。
从我记事起，老嬷就独自住在长长的老巷中。潮汕老屋多有阁楼，老嬷的屋子却没有，抬头便见高高的斜顶和深褐色的房梁，一格小天窗打下来的阳光，就能扬起一束放肆的灰尘。屋内雕花木床、嵌着椭圆镜的梳妆台靠着东墙，挂着铜锁的衣柜立在北墙。两张掉漆的深棕色木椅磨得光滑，中间放一张小茶几。老嬷不生火做饭，屋内也并无炉灶，只有一个小炭炉煮茶。老屋不大，却显得空空荡荡，声音大点都能听到回音。当我第一次学到“余音绕梁”时，想到的就是老嬷的老屋。
九十年代的北京亚运大海报糊在北墙。邓亚萍挥拍的瞬间在左上角定格，孙淑伟蜷身翻腾的姿势占了大半版面——其他运动员我都记不住了，只记得大海报色彩明亮，占了墙面的三分之一，也许是为了遮住斑驳的墙面，也许是为了增添老屋的生气。
潮汕家家摆着茶具，小茶炉也总是红火着。工夫茶对孩子来说并不讨喜，“铁观音”太浓，“单丛”太淡，但老嬷的冲罐倒出来的茶的却是甜滋滋的，清甜直奔心田。打开茶盖，原来里边泡着半个罗汉果，对儿时的我来说，这简直是神仙般的好东西。老嬷的圆铁盒里总装着神秘，有时是甜橄榄，有时是“罗的”糖。“罗的”是一种圆粒小饼干，饼干上粘了一小摄糖花，糖花五颜六色。要先吃饼还是先吃花？——这个问题大概是童年里最大的烦恼了。
小舅舅有时在这里做木工，推刨子最有意思，刨花打着卷儿蹦出来，堆得像小山。老嬷反复叮嘱我不要在旁边乱摸乱动，但我可抵挡不住刨花的诱惑。有次碰到刨刀划破了皮，深刻体验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忘了哪一年的冬夜，我陪妈妈到朋友家，顺道拜访了老嬷。我们几次起身要走，老嬷几次说“再坐坐，再坐坐。”我们都知道她绝不是客套的话，是真心的挽留。终于，我们要走了。老嬷起身拖着藤椅，佝偻着腰走到巷子里，坐了下来。她说：“你们走，我就坐这儿看看。”我想着我们的背影在巷子拐弯处消失，老嬷会多么失落——便希望我们的步子慢些再慢些，巷子长些再长些。可灌进巷子的寒风凛冽，我又不忍单薄的老嬷在巷中吹风。年少的我第一次心里有了纠缠，不知该加快脚步，还是放慢脚步。
犹记得那是手工编织流行的年代，十岁的我已从妈妈处学得编织的功夫。忘记了是什么机缘巧合，也许是老嬷过生日，总之，妈妈说要为老嬷织一条围巾，我兴高采烈地领下了这一任务。当银灰色的围巾缠绕到老嬷肩上，她脸上的皱纹都绽开了。她拄拐走过整条巷子，她逢人便说：“阿妹织的，阿妹织的。”
最后一次见面在舅公家。我和舅舅借完书说要走，她从藤椅上起身说：“坐坐再走？”我晃了晃手中的书，笑着说，“下次。”
后来，我知道，不是所有的见面都有“下次”。
多年以后，当我喝着罗汉果茶，当我看到吊兰，当我看到唐装上的盘扣……那些关于她的记忆总会被唤醒。我才知道：她在我年少的心中种下了很多种子。关于优雅、关于孤独、关于纠缠，还关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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