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奶奶生的孩子中,存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大伯、父亲和姑姑,大伯和姑姑属于英年早逝,只有父亲一人健康长寿。
父亲因为早年投奔了革命队伍,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我们四姐弟兄妹也得以在城市里面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但是我大伯一家,则因大伯没有走出农村,子女们都在农村和乡镇生活着。我大伯去世较早,大伯母守寡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地过生活。
也许是兄长的早逝,促使父亲认识到自己作为家中儿子的责任重大。我不记得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帮助和补贴其哥哥一家的生活了,但我记得母亲没有为父亲补贴和帮助其兄长的家庭而与父亲争吵过。
我的母亲说不上特别的大方,但她是绝对的善良。尽管我父母双亲都有正式的职业和收入,但要抚养自己的四个孩子,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支出也是相当紧张的。哪怕在家里经济条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母亲对父亲的有两个方面的支出是绝对支持的:一是父亲购买图书资料;二是父亲对他兄长家庭的经济支持。
如果说,在我们四个姐弟兄妹还没有独立前,父亲对其兄长家庭的支持是一种保障基本生活费的支持,那么在我们四个姐弟兄妹读完大学,参加工作后,父亲对其兄长家庭的支持力度加大了,而且主要是支持我大伯的孙辈们的求学进步。父亲对我说过,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农门,这个家就有希望翻身。我非常赞成父亲的这个观点,之后我和妹妹也参与到这种对大伯孙辈的求学支持中。
等到我们四个姐弟兄妹独立工作了,我大伯家孙辈中还有希望可以通过“读书跃农门”的就只有我大伯家的小儿子(我堂弟)和小女儿(我堂妹)家的孩子了。
我的堂侄王绪化(我大伯的唯一男孙)非常争气,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也非常优秀。记得我第一次回乡探亲后(他当时小学2-3年级),他就开始给我写信,信中难免有一些错别字,我把他信中的错别字都用红笔圈出来,再把他写给我的信给他寄回去,让他注意改正。他当年本科被湖北大学化学系录取,他认为自己的成绩绝对应该也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他对这个录取不满意,于是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绝食抗议,后经过家人的劝说才接受了这个学校。
我堂侄因为家里穷,哪怕有了我们家的一些资助,也不够完成学业的花销,我通过高校里的朋友帮他申请到了助学贷款。为了更好就业,他想读双学位,但助学贷款不允许支付二学位的费用,他写信给我,我问他读双学位要多少钱?他说3000元,我说:好,等着姑姑寄给你。
在我妹妹的帮助下,他的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研究所。因为没有像样的面试服装,我和妹妹就带他去买。我们帮他购买了全副武装:西装、领带、皮鞋、皮带。至今我母亲都记得教他像系红领巾一样系领带。
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妹妹又帮助他联系了到美国读博士的相关事宜。他顺利被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录取读博士,并获得该校的四年“校长奖学金”。因为博士在读期间,成绩显著(发表三篇第一作者的论文,五篇和同事合作的论文,其中一篇以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在化学类国际顶级杂志《美国化学会会刊》上发表)。2011年7月博士毕业后,又顺利申请到哈佛大学医学院何志刚博士研究组的博士后职位,从事中枢神经损伤再生方面的研究。
我的这个堂侄也就成为了我父亲整个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人了,他取得的这个成绩也常常让我父亲感到骄傲。父亲对我说过,他可以告慰爷爷奶奶和大伯了。
我大伯家还有一个后人也直接在我们的帮助下受益,她就是我大伯的外孙女李琴——我堂妹的大女儿,我的堂外甥女。
因为堂妹家里经济困难,她的大女儿初中读完就没有钱上高中了。我堂妹就把她送到了我父亲这里,说是来帮助照顾外公外婆(李琴这样叫我的父母)。
是我丈夫向我父亲提出来送李琴回去读高中的。我家老赵在回我娘家看望我父母时发现李琴的字写的不错,就跟她聊天,问她还想不想继续读书?当我家老赵知道她不能读高中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家里没有条件后,他就跟我父亲提出:我们一起出钱(学费和住宿费)供她继续求学。就这样我这个堂外甥女在父亲和我家老赵的支持下,又重回高中课堂了。
李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自费三本线,因为经济的原因,她选择了读公费的大专,而且提出想到广州的姨妈身边读大专。我又托朋友帮忙把她录取到广州来上学了,我与父亲出钱供她完成大专的学业。
说到我家老赵对我大伯家孙辈的帮助,还有一件事也是要提一下的,就是帮助王绪化的妹妹找工作的事。她当时是山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想到广州找工作,我家老赵托朋友帮助她联系了一家外企,但当时外企要求面试的时间与山东师大毕业活动的系列安排在时间上有点冲突,大约只有1-2天可用的空闲时间,如果坐火车来回,肯定来不及。我家老赵就根本没有跟我商量就给她买了飞机票。坐飞机来参加面试,恐怕这样做的人也不会太多吧。
父亲在老家修建了一栋房子,明着说是让家族有块承载家谱的地方,其实也是想让与他同年的大伯母晚年有个舒适一点的地方生活。
到如今,大伯家的孙辈们都已经各自成才独立了,父亲也老了,他老人家也不能再管什么具体的事情了。我们作为子女将承接父母传下来的家风,相互团结、相互帮助、求同存异、不怕误会、不怕委屈、共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