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平素恃才傲物，轻易不把哪位同行放在眼里，但是他却说，“若是每个人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评价竟如此之高，可见阿城不是一般人物。
还是用王朔的话说，阿城是一个已经成“精”的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
对于自称写作爱好者的人来说，阿城，的确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而在读他的经典名篇《孩子王》时，我却发现了阿城借主人公，代课的下乡知识青年“我”，之口阐明的关于写作的真谛。
1976年，下乡七年的“我”突然被分场调去教书，因为整个分场知青只剩下“我”真正上过高中。“我”要教的是初中三年级，因为自己高中并没有毕业，所以心里很没底。谁知道不但学校的教学条件差，学生的程度更差，语文水平连小学毕业生还不如，字都写不清楚，作文只会抄社论。
鉴于这种情况，“我”也就不再黑板上抄课文，而是让学生“终日只是抄字，选各种事情来写”。而究竟要写些什么，又怎样来写，“我”只要求：
不能再抄社论。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从这些朴素的话里，能多多少少看出作者阿城的一些写作思想。
一是不要按照所谓的“套路”去写。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论大人孩子，一般不敢心里是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不敢张扬个性，不敢出格，最安全、最稳妥的做法无疑就是按照报纸和广播里的社论去写。这就是当时的写作套路。
但是，“我”不让孩子们这样做，而是情愿让他们写流水账，“能把流水帐写清楚也不错。”
现在，随着各类自媒体的兴起，关于如何炮制爆文的“套路”屡见不鲜，其重点很少放在打磨文章质量上，更多的是如何吸引眼球，太过功利和现实。不敢说这些“套路”没有用，但是未必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可以肯定地一点是，这些“套路”在阿城来说是不提倡的。
二是在写作内容上不必拘泥。
“我”告诉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很多人认为写作是件很难的事，因为总得要写些有意义的东西才行。可是，当做这样的预想时，无形中就会给自己太大的心理暗示和精神压力，轻易不能下笔，也就会丧失很多练习的机会。
如果什么都可以写，也不会因为写的东西没有特别“深刻”的意义而被批评、取笑，或者看不起的话，写作就不是太难的事了，说不定就会让我们养成动笔的习惯，喜欢上写作。
三是要避免过分的修饰。
有人误以为文章写得越多越长就越好，所以喜欢用上很多的词汇去修饰，好像不这样就不能显示文采。
但是，“我”认为，只要能老老实实写清楚就行。所谓老老实实也就是不玩花样，不炫技，用简单平易的文字来写，能让别人读得清楚明白就好。
其实，有些篇幅过长的文章并不是作者有很多要表达的思想，而是绕来绕去说不清楚，让读者很难有耐心读下去。
而对于学生王福以“写上学”为题交上来的、明显低于中学生水准的作文时，“我”并没有嘲笑他，而是从中发掘可贵的东西。“我”说 ：
王福写得好。第一，没有错字，清楚。第二，有内容。事情还是写了一些，而且看到有雾，别的同学就谁也没写到有雾。
这样的评语对于王福来说无疑是表扬，是鼓励，但却是客观、真诚的，并没有夸大。为什么写到“有雾”就值得表扬呢，因为这说明了学生用眼睛去观察了，而这对写作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谁能说一个能够看到“雾”，并且能写出来的孩子不具备作家或者诗人的潜质呢？果然，后来再让孩子们写人物时，王福写的是自己的哑巴父亲，真挚而感人，“我”把作文拿在手上慢慢地看，“不由地吃了一惊”。“我”呆了很久，竟然不太敢相信自己能教那么多东西。
王福同学在作文上的明显进步，说明“我”的这一套教学思想和方法是成功的、可行的。遗憾的是，“我”这种另类的教法招来了非议，老师没有当多长时间，又被送回了生产队，而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因此少了一个叫做王福的作家。
还好，后来阿城自己成了一个作家，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关于写作的真谛。好好领略这些，说不定你就比王福幸运很多，至少能够更好地享受写作所带来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