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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史话，社会风俗》宗族史话
祖先崇拜是族人对祖先的认同，形成坚强的凝聚力。在祖先祭祀的旗帜下，族人走到了一起，祭祖是族人最重要的活动。祭祖的地方周代称宗庙，或者家庙
皇家宗庙也称太庙或九庙。去过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都知道，天安门的东侧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在明清两代，它是皇家太庙，是皇帝供奉祖先牌位的宗庙，是王朝存在的标志。我们常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是家族王朝，有了家族政权，也就有太庙，能供奉祖宗，绵延香火。
到了清代康熙帝在位时期，罗马教皇格勒门德十一世下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天。这种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引起了本来对天主教抱宽容态度的康熙皇帝的极大不满，转而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他对教皇使臣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
祭祀中使用祖先画像是后世的事，最早在先秦时的祭祀中，则是要找一个在世的人装扮成死去祖先的模样，坐于祭堂正中，代为接受祭祀，这个死者神灵的替身叫“尸”。此“尸”当然是一具活尸。这种特定的祭祀称为“尸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扮“尸”的，扮“尸”的人须是死者的孙辈或臣下，儿子一般不能扮作父尸。
宋以后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小宗观念，推崇“一本”意识，族人都有祭始祖的权利，宗族主持人族长的产生取决于辈分、年龄、品德、功名、财力诸因素，与大小宗房支关系不大。
上古的宗族等级观念由大小宗法观念和分封等级观念结合而成，近古的宗族等级观念则是由宗法尊卑观念与贫富观念结合而成。
明朝后期朱姓皇族人口太多，贫穷者甚至连名字都起不上。因为明皇族人口出生后要上报礼部，统一按支辈排字取名，然后才能编入皇族籍册，无钱的族人无法打点礼部官员，孩子出生后，只能有姓无名地过一生，甚至有的头发都白了还不能婚嫁。
宗子拥有祭祀自始祖起的祭祖权，余子则没有这种权力，要祭始祖只有到宗子主持的宗庙里进行陪祭，因此要“敬宗”，也就是敬重宗子。大宗以祭祖权与小宗区别开来，具有不同的地位，又向小宗实行分封，使小宗因祭祖、受封向大宗靠拢，从而使整个宗族有凝聚力，这就是“收族”。
晋国的叔向曾对来访的齐国晏婴说：晋国是旧时代的末世了，过去显赫的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族，现在都成了奴隶，国政出于专权的大夫家族。叔向的家族是从公族分出来的，当年分出的十一族中，此时仅存叔向家族一支，而且还朝不保夕，公族的衰落如秋后的落叶一样不可避免（《左传》昭公三年）。
士族从魏晋形成，到唐末五代才告消亡，很多名门望族绵延数世纪，其持久性与凝聚力为以往的贵族宗族所不及，其群体意识、自我完善性与自我建设性又是皇族与平民宗族所难以比拟的。
家族中读书人多，做官的机会也多，既有文化背景，又代代多有做官之人，士林之家很容易发展成为历久不衰的世家大族。一些强宗豪族、官宦宗族也开始重视读经，家族越来越儒质化。到了魏晋时期，这些有文化背景的世家大族就转化为士族了。
家族有三代以上人官居五品以上的仕宦之族，划入士族行列，其高门者为“姓”，姓下为“族”。对于汉人宗族，则参考旧籍，作出新的评定，由高及下，分出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六个层级的士族，下四个层级又简称“四姓”
士族间等级的确定，是依据父祖上辈官品的高下，因此，高级士族子弟进入仕途，其起家官一上来就是高品级的。做官起点高、升迁快，这是士族身份与特权的标志。
士族宗族除了在出仕上有优先权外，还有免除徭役的特权，他们没有徭役负担，却占有大量的依附人口，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唐代的士族政策，使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数量很大的士族宗族集团，但这时的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旧日士族有长期的家族文化、门风积累，几代人的为官入仕，产生不易，一旦出现，持续也长久。而唐朝的规定，使得进入士族者来得快，去得也快，变动频繁，造成士族更具有官的品格，从而使宗族向宋代官僚化方向发展。
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官僚宗族逐渐取代士族宗族，成了社会上最主要的宗族组织形态。
宋元时期是以官僚为主宰的社会，官僚的家族背景趋于民众化，它给宋元宗族组织及其活动以巨大的影响，并印上官僚阶层的深重痕迹，使官僚宗族成为社会中宗族的主体。
北宋的理学家们提出了重建宗族制度的主张和设想，而这种主张和设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无论族田、义庄的设立，私家族谱的修撰，宗规、家训的制定，还是家庙祠堂的建置，都是以他们为主。宋代的宰臣中，范仲淹、张浚等分别创立宗族义庄，实行宗族内的经济互助。欧阳修编写《欧阳氏谱图》，文安县主簿苏洵编修《苏氏族谱》，共同开创了后世的私家纂谱体例，称为欧苏谱例。
宋元时期，官僚掌握宗族的多，这一时期的宗族以官僚宗族为代表，可称是官僚宗族的时代。但官僚宗族比之士族宗族政治地位降低，很少有传世久远的高门巨族。
到明清两代，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还是很热心于宗族活动，但官僚宗族的特征并不明显，绅衿宗族与平民宗族发达起来。
绅衿不是官，又非平民，是处于官民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本人有减免差课的特权，但他的家庭一般是没有的。与官僚相比，他的家庭成员没有特权，所以绅衿们转而谋求社会权益和影响，热心于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地方官员要治理好地方，也需要绅衿们的协助，在依靠绅衿的同时，又对其势力予以扶持，绅衿成为区域社会的主宰力量。
对一般宗族成员来说，绅衿是有一定政治特权的人，是政府依靠的地方力量、官僚队伍的后备队伍，所以也乐于接受他们的组织和领导。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绅衿主持宗族事务，故而可以说，明清时期是绅衿宗族的时代。当然，他们所主持的宗族群体还是属于平民宗族性质，因为平民族人较多地参加宗族活动，是宗族群体的主要成员，更何况有不少主持事务的人本身也是平民。
明清时期，宗族群体发展为绅衿领导的以平民为主体的组织，宗族的组织功能也发生了转变，由已往以政治功能为主，发展到以社会功能为主。
以魏晋时大孝子王祥、王览兄弟为先祖的有名的琅邪王氏宗族，到南朝初年有了马蕃巷（或称马粪巷）王氏与乌衣巷王氏房分之分。马蕃房是东晋著名宰相王导的后人，贵盛显赫，为膏腴之门；乌衣房是王导的侄子、书圣王羲之的后人，家道衰落，虽仍为士族，但官宦远远比不上前者。当时士族高门一向不屑出任不是清贵的台宪官职，马蕃房的王僧虔却被任命为南齐的御史中丞，他一肚子不高兴，发牢骚说：“此是乌衣郎坐处！”认为与乌衣房做一样的官，是一种耻辱（《南史·王僧虔列传》）。清代江苏布政使彭家屏在河南原籍藏有禁书，乾隆帝下令抄检其家，其子彭传笏听到风声后，先行焚毁禁书，毁掉证据，试图隐匿父罪和保全家庭。事情暴露，彭传笏以子为父隐的缘故，获免死罪（《清史稿· 彭家屏列传》）。如此重视人伦亲情，讲究父慈子孝，情理重于国法，又是屈法伸情的典型事例。
族田是集体财产，都有不许族人侵夺盗卖的自我保护措施，而且官方也明令确保宗族公有财产不可侵犯。范氏义庄建立后，即向政府备案，请求保护。政府对此也全力支持。清代规定：盗卖义庄田十五亩以上者，要“问发充军，田产收回，卖价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