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不是变态。但对尸体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执著，每次看见尸体就好像普通男性白领看见“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轻柔地触摸着，检查着，像一个痴狂的瓷器收藏家在爱抚着一件珍贵的冰裂纹瓷器。我能透过他看尸体的眼神中读出一种欲望，不是征服，是渴望。
其实，他是个法医，称职到让你觉得有点过分的程度。早到，晚退，一丝不苟。
他没有朋友。起码我没见他主动联系过谁，被动的也没有，除了一次他妈妈打来的电话，他也只是低头喏喏地说：
哦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看他那窘迫脸红的样子，我猜是他妈催婚了。可是他的世界里几乎没有朋友，结婚就像一个瘸腿的瞎子想去西部的沙漠淘金一样。
后来我听说他被安排了几次相亲，结果见了人家女孩，窘迫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拿勺子搅拌没加糖的咖啡，喝一口，咖啡还差点从嘴角钻出来滴到白衬衫上，对方女孩都以为他有社交障碍或是个天性愚钝的白痴，直接结了帐走人。
二
每到下午六点，我就会到换衣间脱了外挂和手套，再用消毒液洗了手后和他说一句：我先走了。然后就下班。
在我的印象里，只要他在我的视线内，就一定是在上班，一定是在和尸体打交道，从不会歇着抽根烟或是刷刷微博一类的。哪怕那个尸体已经血肉模糊，鼻子和嘴巴都搅合在一起了，他也会像爱抚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认真细致地检查每一个伤口，然后在一个带夹子地木质的垫纸板上夹三张尸检的报告表，一笔一画地填写着。
他的字并不好看，但是很工整，反而让人觉得很有美感，就像医院出门向右走第三条街道路口上的一家咖啡书屋里的书架，整齐地排列着一些温暖动人的畅销书还有一些悬疑推理的著作，让人舒心。
但是在西城市并不总是有案件发生，所以需要法医检查的尸体也并不多，我算了算，大概每两个礼拜才有一个需要动用法医的尸体，而且还是小案件。这个城市很和谐，很安详，安分守己，各司其职，连凌晨清理大街的保洁阿姨都会笑着跟过路的熟人说：
哎呀，我家孙子长得可亲了。
三
在这个城市，做法医的只有三个人，除了我俩，还有一个老前辈，但他一般待在家里，近乎半退休的状态，除非是某些我俩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去请老前辈来。他说，他干了一辈子，看见尸体就像看见亲人一样，总感觉很亲切。
对这话我只能沉默，而他就显得兴奋，似乎戳到了他的心窝子，就差手舞足蹈引吭高歌了。
从老前辈家出来后，我想请他去咖啡馆喝一杯。他没答应，但也没拒绝，只是低着脑袋跟着我走，径直走到了咖啡馆，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定。我点了两杯卡布基诺，他显得有点慌张无措，看着我，又看看窗外，既而又低头搅拌咖啡。
要糖嘛？
啊，哦，不要。
我找服务员拿了三颗糖，心下抱怨，这个新来的服务员怎么端咖啡都不知道带糖的。
一时找不到和他聊天的话题，觉得尴尬，随意撇了一下四周，看见书架上陈列着几本新书，我就问他：
你看书嘛？
他这才抬头看我，说：
看。
最近在读什么？
随便看点什么。
哦。
然后就是死一样的沉默，反观周围的热闹，就好像我和他被割裂到了另一个时空，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白色苍茫，身边却是空荡深邃的黑色窟窿，稍有不慎，就会整个掉落，然后死无全尸。
我第一次有想一口连咖啡杯都吞掉的冲动，然后赶紧结束这个自作多情的请客，回家，看电视或是和女朋友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突然，他抬头跟我说：
后面那个服务员在看你。
四
来尸体了，来尸体了！
我走出去，吼那个没大没小的保安：喊什么喊，你又不是街边小贩，吆喝个屁啊，尸体来了你当是手机贴膜呢！
尸体被几个警察抬过来，放在担架上，推到了验尸房。
那个警官点了一支烟，抽上了，我走过去，斜眼看他，说：
张警官，这里禁烟的，不好意思。
哦。他直接把烟头扔在地上，擦得锃亮的皮鞋踩了上去，摆摆手，回头对我说：
真烦人，上吊自杀，她娘还非要吵着说是他杀，要带到验尸房验尸，有什么好验的。
我客套地说：
张警官，有了具体结果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的，我先进去了。
到了验尸房，他已经把衣服手套穿戴好了，走到尸床前，缓缓地把遮在尸体上的白布拉下来，黑头发，不带一点杂尘碎屑，只是稍稍有点油，泛着一点光，然后就是眉清目秀，眼睛又大又黑，只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鼻子高挺，嘴巴精致，下巴也紧收着，整一张鹅卵脸。尽管那一张脸有些暗灰和轻微的看不大出来的淤青，我还是认了出来，这个尸体，竟是前天咖啡馆里那个新来的服务员。
看他的眼神，我想他也认出这个女人了。
我和他慢慢地褪去尸体的衣服，检查身上其他的伤口，并没有发现别的伤口，只脖颈处有一道深红发紫的勒痕，初步判断是窒息而死，说白了发现尸体时整个人都处于上吊的状态，怎么可能是他杀，她娘一定是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所以才非要吵着闹着要验尸。把一件极度悲痛的事情变得一波三折且耐人寻味，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注意力，从而减轻痛苦。
但他说，化验下她的血吧，看看血样是否有异。保险点好。
事实证明，她就是上吊死的，血里除了血液该有的，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在发生这件事之后，我们的老前辈正式退休了。
他说：我这辈子再也看不了尸体了。
因为那个死去的服务员，是他女儿。
五
尸体的父亲曾告诉我们，要把他女儿的尸体捐献出来，做什么都好。这件事就交给了他——我现在唯一的同事，去做。
从此，西城市的法医就剩下两个，一个嗜尸如命，守护着稀世珍宝般守护着尸体，疼爱着亲生骨肉般疼爱尸体；至于另一个，纯粹只是把它当一个临时的工作，只要能找到待遇更好更体面的工作，他绝不会犹豫不决，这个人就是我。
果然，经过一个朋友介绍，我到了另一家大医院。
所以，整个城市就剩他这么一枚珍贵的法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