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近日吧，伴随着一个离奇坏掉的硬盘、数不清的槽点以及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老词被人们挖了出来：
“塔西佗陷阱”
参考自以前百度百科，所谓塔西佗陷阱意思就是：
“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可能是嫌不够高大上，这个词最后被冠以“西方著名政治学定律”。然而事实就像一些网友所考证的那样，所谓“塔西佗陷阱”以英文检索，所出现的内容全部指向“Chinese”，这个词是中国学者独创的，并且不是来自于历史学界而是来自于国内著名的美学教授潘知常。潘先生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一书中首次以加引号的方式提出了这个如今泛滥的“西方政治学定律”，时间是2007年。
塔西佗自己是没有挖过这陷阱的，他没有在自己的书中专门创立什么“陷阱”理论。所谓“塔西佗陷阱”的相关文字，结合上下文来看也无非是塔西佗的一句简单的，略带评论意味的解释——“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恶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这句话出现在塔西佗的著述《历史》中的第一卷。当时暴君尼禄不得人心，以温代克斯为首的行省长官起兵发难，惊慌失措*的尼禄逃亡乡下。元老院宣布尼禄为全民公敌，并推举塔拉戈西班牙行省长官，已经七十二岁的加尔巴为新皇帝。加尔巴是个耿直的老实人，是个好将军而不是一个好政客。他是廉洁的但也是吝啬的；他只知道严格执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取悦人民；他只知道提升行政效率，但是不知道如何收买人心。加尔巴常常严苛地对待手下，“习惯于选拔，而不是收买他的士兵”。和平时期士兵们没有战利品可得，期待皇帝的奖赏，但是加尔巴不赏赐士兵一分钱。塔西佗评论说：“毫无疑问，这个吝啬的老头子，只要是把手稍稍微微放松以些，近卫军士兵对他的忠诚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的。他的旧式的严格和过度的严厉毁了他自己，这已是我们不能再容忍的一些品质了。”
（*事实上温代克斯的叛乱活动很快就被尼禄派遣的将领路福斯镇压了，但是罗马城内已经谣言四起，传言整个帝国境内都在叛乱。尼禄不知道温代克斯已经失败就匆匆逃出城了）
尼禄的赏赐被下令追回，尼禄之前组建的军团被强行解散，一些在尼禄死前受尼禄之命的将领、执政官和行省长官也被处死，而且很多处死的人未经审问也没有得到辩护的机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死的冤枉。加尔巴还用人不当，塔西佗说他的威信毁在了“世界上最坏的人”和“世界上最懒的人”手里。上日耳曼的部队最终选择拒绝效忠加尔巴，拥立自己的长官维提里乌斯发动叛乱……
在罗马城内，士兵们选择拥护落选的皇帝候选人奥托。奥托发动叛乱，加尔巴的皇帝卫队选择了袖手旁观。最终，加尔巴被愤怒的士兵一剑刺穿了喉咙，奥托成为了新的皇帝。
从此看来塔西佗所述的“陷阱”可能比公信力危机更要严重。公信力危机充其量只是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解释，而加尔巴所遭的是好事没好报。在加尔巴看来是有益于国家的事，在民众看来则是大逆不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恶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句话的确很有哲理，但是塔西佗的本意可能还是与我们中国人微言大义的“塔西佗陷阱”相差甚远了。
很有意思的是，一般说所当代我国要避免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有两个都是“西方著名政治学理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当时占据霸主地位的国家必然会陷入不信任与战争，简而言之就是“国强必霸必战”，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国际理论。
与“塔西佗陷阱”不同，修昔底德陷阱是确确实实打西边来的（当然也是在东方发扬光大的）。这个词据考证最早出现在1980年，当时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在一次演讲中第一次用这个词来警告美苏之间的冷战。起初这个词一直没热起来，直到近几年哈弗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把这个词用到了中美关系的讨论，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是把古人的一句话“概括”成一个理论的典型案例。
和塔西佗一样，修昔底德自己当然没有提过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句话不是作为评论或解释而是作为一个结论出现的。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原因就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只有中过陷阱的人才知道陷阱的存在，而这些看起来不可避免的悲剧之所以被称之为“陷阱”，也包含了后人希望避免这些不可避免之事的美好愿望。可是，正如一位匿名者说所的，“历史总是在重演，只因我们不能吸取教训”（History repeats itself because no one was listening the first time），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的陷阱一次又一次重演着。
从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再到法国与德国，协约与同盟，修昔底德的陷阱一次又一次把人类送入战争的深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看似逃过一劫——美国和苏联，但是美苏也是在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局部热战中才“和平共处”的。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个“陷阱”或者“魔咒”，那么塔西佗陷阱就是个“诅咒”，是个有因有果的诅咒。世界在新陈代谢，一个国家发展自己无可厚非，只不过战争不见得是最好的出路，知道这一点修昔底德陷阱就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修昔底德陷阱是两方面的，而塔西佗陷阱是单方面的。一个皇帝遭人厌恶，公信力的丧失，在于皇帝一方的过失，而民众鲜有责任。
对，塔西佗陷阱其实应该叫做塔西佗的诅咒。
失信过多则无信，狼来的故事本是小孩子就知道的道理，无需搬出塔西佗，也没必要弄出一个“西方著名政治理论”。加尔巴好心当成驴肝肺，是因为他的措施不当，为人过于严格耿直，只考虑到了国家却没有考虑民意，即便这样，塔西佗的“诅咒”都能在加尔巴身上“应验”。而且，从历史来看，这诅咒对于尼禄而言不知应验了多少次了*。
（*公元64年7月18日夜晚，罗马城突发大火，大半个城市因此毁掉。尽管尼禄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了自己的庄园，但是有关尼禄的不利谣言还是产生了，有人说尼禄为了修建新宫殿而纵火，有人说看见尼禄在高塔上穿着戏装，对着大火弹唱有关特洛伊的歌谣...这可能是最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