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它们已成为社交媒体时代下隐藏最深、权限最高的“把关人”。KOL作为一类新兴的群体，也预示或代表网络部落主义甚至极端主义思潮的形成、发展与壮大。他们属于社交媒体时代下微观层面的“把关人”。我们都能够发声，可我们不确定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多少人听见。不同的声音在互联网空间里能否平等地存在？我们真的进入了网络共和国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用户估计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网络世界里舆论或意见的自由市场终究不会导致观点的熵增现象。相反，它们如同现实生活和市场机制一样，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寡头化和垄断。网红、大V、名人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涌现，不正好说明这一点？
传播不仅仅是新闻、广告、公关等专业领域的专属，它其实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清晨醒来刷朋友圈的那一刻起，到晚上临睡前与家人的闲聊，我们都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文化的传承和价值的共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人进行互动，这些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情感和态度，都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的社交圈子和人际关系。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层出不穷，它们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互动机制，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传播不仅是一种学科，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自己和他人的传播行为，用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去面对各种传播现象。
打卡、P图、拍dy上的热门转场视频……，当代年轻人热衷于做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然而，我们做这些究竟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回忆，还是借助于微信和dy设置的点赞和评论，获得舒适感和满足感的精神循环？年轻人无法让自己远离手机哪怕一会儿，生怕错失微信消息或者漏看微博热点；旅游的目的不是享受而是在社交媒体上与朋友“分享”，打卡模式让这种分享变成一种别样的炫耀；课堂上总有学生觉得无聊而悄悄低头看手机刷视频而忍不住发笑；朋友见面，手机正面一定朝下放在桌上，可没过多久就会翻查一下；在地铁、公交车或高铁上，总有人将手机外放，恨不得全车厢的人都知道他/她在看什么；公共场合若有人斗殴，除了少部分人劝架，绝大多数看客会自觉拿起手机拍摄，然后上传至社交媒体网站……从这些现象里，大家是否感受到一种集体焦虑，一种害怕被社交媒体甩出去、落于人后或担心失联的焦虑？他人导向型性格的持续蔓延，非但没有因为社交媒体或自媒体的流行而消停，相反，更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
社交媒体时代揄扬个性化和自我赋权，主张个体（如自媒体或博主）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这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体技术有助于破除里斯曼观察到的人群“孤独”症候？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痴迷于线上生活，而害怕线下独处？断线的生活真的无聊、单调、毫无意义而又令人窒息吗？否则他们为何无法让自己暂时远离手机哪怕半小时？
青少年只有分离方可成长，成人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