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三七’’，人间大年初五。
有父母的春节，才是春节。
关于春节，似乎只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那时，我们还小，父母还年轻。我们拥有新鲜的生命，每一个春节都洋溢着新鲜的气息。
离春节还有好多日子，母亲就已经忙活起来了。她把单位分的和不知道哪里弄来的鸡鸭鱼肉宰杀、腌制和烹炸。我被分派的任务是和母亲一起洗这些东西。
水管在院子里，和厨房并排，隔四五家一个水池，公用。那时的冬天真冷呀。开始几年，我需垫几块砖头站上去，才能勉强接到水。往往是东西洗完，胸前的衣服也打湿了，僵硬了，手冻得红通通的。
母亲会在厨房外生一个炉子，把那些肉剁成大块小坨，裹上面粉开炸。除了炸大肉、大酥、小酥，还炸豆腐和丸子。最神奇的是母亲能把一条鱼炸成松鼠的样子，又或炸出一朵朵菊花。大院里河南山东军人居多，对我家这种阵势颇为惊讶，经常围观。后来，父亲说，这样大张旗鼓影响不好，母亲便改在屋子里。
印象最深刻的是猪头，对，就是那种整个的猪头。
母亲把猪头摊放在地上，猪脸冲上。我蹲在地上认真观看猪的五官，发现它长得并不难看。母亲将火筷子插到蜂窝煤中，烧得通红拿出，然后轻轻地放在猪脸上，来回滚动，还会捅一捅猪耳朵。伴随着滋啦的声音，我的脸跟着痉挛，好像也被烫着了。母亲说，这样可以把猪脸上的细毛燎干净，同时去掉腥气。
我和弟弟们围着猪头，看一道道印痕在猪脸上滚过，使劲吸着弥散出来的肉香。
母亲有时会让父亲试着做这件事，父亲马上起身走掉。每次母亲让他杀鸡，他也找借口躲起来。父亲基本不做家务，但对我们的内务要求很严格。
接下来煮猪头。母亲早从别处借来大号铁锅，当然，还锅时会加一只猪耳朵和一些猪头肉。有时不止一个猪头，母亲会把剩下的燎过后用铁丝穿上猪鼻子，挂在防震棚里。那样，即使过完春节，我们家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猪头肉吃。有一年，我溜进防震棚，把猪舌头割下来炒给弟弟们吃。好像没有炒熟，我一边威胁他们不许告诉父母，一边强迫他们必须全部吃掉。
三十晚上，母亲领着弟弟们放炮，我和父亲不喜欢，便躲在屋子里。母亲跑进来，强行拉我们出去：“你们这两个怪人！”有一年，放“地老鼠”时，一只“地老鼠”窜进小弟的裤腿儿里，小弟急得蹦高，全家上阵扑打。
因为害怕炮竹声，我曾很自卑。早先看过一个动画电影，说“夕”是一个坏家伙，“年”为民除害，用炮竹把“夕”干掉了。我常想，我害怕爆竹，是不是和“夕”一样是不好的？但我很喜欢春节才有的那种纸灯笼。
记忆中，我们从不包饺子，重庆（彼时还划归四川）是没有吃饺子的习俗的。
父亲对家乡的吃食念念不忘，尤其喜欢汤圆、糍粑。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品欠缺，物流不畅，北京基本见不到四川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母亲真是用心良苦。
她每年都能攒下一些江米，快过春节时，带着我和弟弟到部队的豆腐房，磨汤圆粉。把流出的米浆舀起放到吊在高处的兜布里，我和大弟抓住兜布的木把手，摇啊摇，水不断地渗过兜布流出，留在兜布里的米浆越来越稠。我和弟弟累了，母亲就一个人接着摇。父亲通常不在场，他觉得母亲用公家的场地和工具干私活不好，有时还会假模假式阻止一下。至于米浆最后怎么变成汤圆粉，我不知道，但我亲眼看过母亲做汤圆馅料。
先把花生、芝麻、核桃炒熟，用擀面杖擀碎，反反复复，撵来撵去，然后拌上白糖和猪油。汤圆煮着吃外，母亲还做拔丝。我对吃向来没有什么感觉，唯独对拔丝汤圆很想念。有好多年没有吃了。
有时，母亲会让老家寄魔芋粉，她自己制作魔芋。先烧一锅水，开小火，把魔芋粉徐徐倒进锅里，一边倒一边搅和，适时下一种粘稠剂，然后静等成型。母亲对做魔芋是没有经验的，基本靠运气。一旦成功，便大呼小叫，兴高彩烈；若失败，她便一扔铲子，气鼓鼓地说：“我发誓，再也不做了。”她的发誓一定是不作数的。
初一早晨，换好新衣，吃过汤圆，父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是领着我们到正阳大街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照，黑白的那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父亲去世。可是，我已经找不到那些照片了。
我们在北京没有亲戚，只有父亲的战友、老乡。那些年，春节实际上就是老乡们轮流吃请。当时来往密切的大致有四家人，除了我们家，还有袁伯伯、李阿姨一家，他们家是三个女孩，分别比我们家三个孩子递次小一岁，我们的小学都在同一所学校。袁叔叔老家和父母是一个县的，到北京后又同在一个大院，住一排房，中间隔着两三户。蒋叔叔、郑阿姨一家是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曾和我一个年级。他们住在“七团”，穿过分部机关大院，出了西门岗亭就是他们家。还有一家是刘叔叔、吴阿姨。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要大些，印象便不深刻。
从初一开始，分别在不同人家吃，吃完午饭吃晚饭，有时还要吃宵夜。每次出门前，母亲一边帮我们拽拽袖子，抻抻裤腿，一边叮嘱我们要讲礼貌，要表现热情些——这主要是针对我说的。小时候我孤僻又倔强，既不会讨大人欢心，也不懂得怎么和小孩儿们玩儿。除了父亲护着我，每一个人好像都不喜欢我。让我欢欢喜喜地拜年，还要感激涕零地从别人手里接压岁钱，对我简直是上刑。每一次想说不去，都被父亲的眼神压下。
对于父母来讲，春节和老乡们聚会是一年极重大的事，甚至是春节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母亲，春节请客是她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她早早就研究请客的程序，列了菜单，拿出珍藏的餐具，花了许多心思，有时还把菜单念给父亲听，征求意见。每每吃过别人家饭，她回到家马上拿出菜单做调整。
轮到我们家请客那天，母亲早早地把我们拽起来，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吩咐，顺手把塑料花重新摆弄一下，放到更显眼的位置。
等到人来，大人们落座吃瓜子聊天，母亲一边在厨房忙，一边插空赶来聊上几句。小孩们打打闹闹，有时会弄哭一两个，母亲就会给我们先上一盘炸虾片，哄一哄。虾片好像是那个年代请客的必备菜品。
八九个大人，十三四个孩子，开两桌。大人那桌是正式的饭桌和椅子，餐具和酒杯也是成套的。孩子那桌用的是平时家里吃饭的小矮桌，坐的有马扎，也有板凳，还要从邻居家借些，七拼八凑的。
凉菜是先摆上的，母亲和他们碰过杯后再到厨房炒菜。我帮着端。
厨房冷，我跺着脚，搓着手，等着每一个菜出锅。第一道热菜是“头碗”（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这是个蒸菜。上面用土豆块和母亲自己晾的干豇豆覆盖，下面是炸过后切的厚肉片。这个菜早已在屉锅中蒸着，取出来后，母亲会用一只深碗接着，一只手将装菜的碗对准后，一下子扣进深碗中，于是，肉片在上面，土豆和干豇豆到了下面。每每我都使劲盯着这个难度极高的动作，既担心又有些盼着扣不准会是个啥结果。但是，母亲从没失过手。
大人和孩子的饭菜基本相同，只是他们的香酥鸡要完整，我们小孩这桌卖相不好；大人那桌的蛋饺摆得漂亮，我们这盘有破损。
母亲做的米粉肉，我觉得不如李阿姨做的好吃，扣肉不如刘叔叔做得好看，但我没有说过。父亲有时会说，母亲便有些不高兴，不过，还没到读“小说”‘’控诉‘’的地步。
母亲总是能做些出奇制胜的东西。比如醪糟。
母亲不知从哪里搞到了酒曲，于是这一年我们请客时，母亲就又多些了自信。在正式吃饭前，让大家品尝她做的醪糟。这是别人家从没有的，也是大家极想念的家乡的味道。
做醪糟挺讲究，先将江米蒸了，趁热用手抓散，充分冷却，将酒曲均匀撒上，装进一个盆里，盖上盖儿，在盖子上蒙上小棉被，然后放在暖气上。整个过程不能碰一点油星，米蒸的软硬程度、酒曲放的多少，盆里的温度，都是极重要的。
等到揭盖那天，母亲很紧张。有时会因为温度过高，长霉；有时酒曲的分寸没有把握好，或酸或没有味道。这时候。母亲就会很生自己的气，要全倒掉并发誓“再也不做了”。父亲却说做成什么样他都爱吃。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看到父亲喝进一口眯起眼睛的样子，母亲就知道做得成功。然后很得意地说，下回还给你做！
每当这时，我就撇一下嘴——觉得他俩很肉麻，一点都不像电影里那些革命夫妻。
春节前后，父母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每当他们俩‘’鬼鬼祟祟‘’挨坐在一起，低着头，拿笔写写画画，相视一笑，对我们说：你们好生在屋里呆着，别打架，我们出去一会儿……我就知道，他们是去银行存钱了。再回来时，往往带着动物饼干、酒心巧克力，以及几本小人书。当他们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快乐时，就会招呼我们唱歌。
父亲吹口琴，母亲带头唱《二郎山》《太阳出来喜洋洋》。大弟是小学合唱队的领唱，最拿手的是那首外文歌——《小小少年》。开始几年，小弟还小，口齿不清，也记不准歌词，《洪湖赤卫队》里的插曲经常被他唱成‘‘刘队长长得真漂亮……’’长大后他却是我们当中唱歌最好的——据说曾被称为本区张学友。我则是极不配合，撅着嘴，垂着眼，扭扭捏捏……总是让大家很扫兴。母亲有时很生气，对父亲报怨：这孩子怎么会这样，是咱俩生的吗！
我不知道我的性格随谁——不合群，不合作。一天到晚只躲在一角看书，实在没书可看便拿着新华字典玩——反正就是不与人们在一起。想的事也都不靠谱——如何去解救世界上还在受苦的三分之二的人；宇宙的边儿是什么样；如果外星人和地球人打仗我该站在哪一头？母亲很不喜欢小时的我，不喜欢的程度一度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她亲生的，同时坚定了我是其他星球上的人的想法。许多个大年三十晚上，别人高高兴兴守岁，我早早上床用被子蒙着头暗自悲伤——我的那个星球的人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回去？
大约十年前，性格发生了大反转，突然变得‘‘懂事’’，学会圆融，能够妥协，喜欢成全，和这个世界看起来挺‘’和谐‘’。
我终于活成母亲希望的样子。
或许是从小衣食无忧，养成了简单随性的生活态度。后来我终于懂得，是父母的精打细算和全力维护才让我不知生活艰辛、世事艰难，才可以一味追求自己的意愿。每一个任性的孩子背后，是父母撑起的爱。只是年轻时我反而觉得那爱限止了自由。
九十年代开始，这样的聚会渐渐就没有了。
先是父亲中年离世；前几年，吴阿姨不在了；一年前，袁伯伯故去。现在的刘叔叔一星期透析三次，李阿姨癌症保守治疗但精气神十足。蒋叔叔和郑阿姨多年前回到重庆。2009年，我带母亲回老家，专门去探望了他们。
那一次回家乡，在长江边上，71岁的母亲执意要找五十多年前送父亲参军上船的地方。但变化太大，无论如何找不到了。
母亲说，当年，她是作为表妹去送表哥的。她站在岸上一直向父亲挥手，但是父亲一上船就没跑影儿了，也不回头看她一下。她望着船开走好久才离开。‘‘你爸那时太小，不懂事儿！’’母亲这样说。
她思念父亲太久，这个春节终于团聚了。留给我们的，是他们曾在的那些春节的记忆！
父母在，才是春节！
从此，我的人生再无春节！
刚刚过去的时日，拒绝一切邀请，基本不回信息，独处可以让情绪疯长到极致，然后，重生。
既是母亲的女儿，还是要成为她喜欢的样子。何况，内心仍有丢不开的牵挂，肩上还有卸不掉的责任，身边有那么多关怀。
那一天，icu第一晚，娟、峻和霞第一时间赶到身边；那一天，W自动站在他本可以不站的位置，并用他一贯的贫嘴让我放松；那一天，S执意赶来，众目睽睽中瞌下三个头，毅然决然上了灵车；那一天，B姐坚持参加追思会才又回到医院输液；那一天，彦在朋友圈得知消息，从海南归来便一起到桥头，在起风的夜晚共向西南；那一天，邓美人到单位探望未遇竟与他人抱头痛哭；那一天，不想见人不说自己在哪儿，小小丹拖着受伤的脚转辗几处仍然找了过来；那一天，初大宝说，我就要回家过年了，我想和你单独吃个饭；那一天，张小妞来辞行叮嘱这个假期到成都找她；那一天，几乎与世隔绝的龚弟打来电话：我不会说安慰的话，我一定努力，写出一流作品，让你高兴；那一天，赵一姐专门做了蛋糕，说要买断我这个假日七天的使用权……还有，约儿破天荒常常从福建打来电话；邢姐姐每每在病床上发安慰鸡汤；那忙碌之人宜时的问候；娟、峻、梅、英、霞找各种理由过来，只为陪伴……
不去看破红尘，为着天上与人间的欢喜。
今后的每一天亦不忧不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