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后世研究者纠结于《满洲编年纪要》《满洲水道源流考略》中的“满洲”二字，试图将其与伪满洲国的政治符号捆绑时，实则触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主权危机中最核心的叙事困境：如何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现实政治的安全性”之间，为国家领土主权构建一套不可辩驳的话语体系。周沆对“满洲”称谓的使用，绝非简单的名称选择，而是一套融合了历史考据、地缘战略与符号防御的完整思想体系，其深度可从三个维度穿透：
一、称谓的“主权编码”：从“族称—地理”到“符号—防御”的认知升级
“满洲”一词的本源，确与满族（满洲族）的族称直接相关。清代前期，它更多是“族称+地域”的复合概念——既指代满洲族，也泛指该族群活动的东北地域，这种双重性在《清会典》等官方文献中始终保持着微妙平衡。周沆的敏锐之处在于，他精准捕捉到清末民初这一概念的“符号裂变”风险：日本学界正试图剥离其“地域属性”中的“中国内核”，将“满洲”重塑为“独立于中国的民族—地理单元”。
这种认知直接源自他1906年处理片马争端的经验。当英国人将“高黎贡山”改为“高良贡山”，本质是通过剥离“黎”字的民族—地域记忆，消解该山与中国边疆的历史关联。周沆从中提炼出一套“名称主权编码”逻辑：一个称谓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其历史起源，更在于其被赋予的“主权指向”。因此，他在东北史地研究中使用“满洲”，绝非对清代称谓的简单沿用，而是主动承接这一概念的“地域属性”，同时通过著述内容彻底斩断其可能被曲解的“独立民族单元”意涵——这相当于为“满洲”这个名称“重新编程”，使其在保持历史连贯性的同时，成为捍卫主权的载体。
这种处理远超普通学者的考据层面，上升到了“符号防御”的战略高度：既然敌人想抢夺“满洲”的解释权，那便抢先在学术话语中为其注入“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基因，让任何分裂性解读都显得苍白无力。
二、时间差中的“叙事卡位”：1931年作为主权话语的“临界点”
周沆在1931年前完成两部著作，本质是一场对“叙事时间窗口”的精准卡位。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满洲”被强行赋予“国家符号”的政治内涵，此时任何使用该词的著述都可能被污名化；而1931年前，这一词汇仍处于“历史称谓向政治符号”转化的过渡期——它既是清代以来的习惯性地域名称，又尚未被彻底绑架为分裂工具。
周沆的战略耐心体现在这里：他深知，一种主权叙事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诞生的“时间语境”。若在1920年代过早改用“东北”，可能因与清代文献脱节而削弱论述的历史权威性；若拖延至1932年后，“满洲”已被污染，著作将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因此，他选择在1931年这个“临界点”前完成著述，相当于在“满洲”的符号意义被彻底改写前，为其“中国属性”注册了“历史专利”。
1932年哈尔滨水灾中，他冒着文献被淹、日军盘查的风险，在颠沛中加速定稿，更凸显这种“时间卡位”的紧迫性。从现存手稿中可见，部分章节的修改痕迹密集，墨迹潦草，显然是在极端环境下的仓促手笔——这种“与侵略速度赛跑”的写作状态，让“满洲”二字成为刻在纸页上的“主权急件”，其价值不在于名称本身，而在于它抢在历史被篡改前发出的声音。
三、友朋网络中的“立场校准”：北平社交圈作为主权叙事的“安全锚点”
1933年初周沆返回北平为邢端撰写五十寿词的行为，看似与“满洲”称谓无关，实则是其主权叙事的“隐性校准机制”。邢端作为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其社交圈涵盖了章士钊、罗振玉等一批坚守“中国正统”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九一八事变后形成了一个共识：文化人的立场不仅体现在著述中，更体现在社交空间的选择上。
周沆选择在北平完成这一文化行为，等于公开宣告自己的“归属阵营”——他脱离了被日伪控制的东北，回到象征“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北平，通过与邢端等友人的唱和，将个人立场嵌入一个清晰的“反分裂”话语网络。这种选择与他使用“满洲”称谓形成奇妙呼应：前者是在历史语境中“守住一个名称的中国内涵”，后者是在现实空间中“选择一个代表中国的社交场域”，两者共同构成了他主权立场的“双重证明”。
更值得玩味的是，邢端在回赠周沆的诗中写道：“边声未靖笔犹锐，史笔终存国脉真”，这里的“史笔”显然指向周沆的东北著述，而“国脉真”三字，直接点出了“满洲”称谓背后的本质——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地域符号，而是承载着“国脉”延续性的主权宣言。友朋间的这种默契，恰是对那些以“名称”抹黑周沆者的最好反驳。
结语：主权叙事的“语境优先性”原则
后世对“满洲”称谓的争议，本质上是忽略了历史研究中“语境优先于词汇”的原则。周沆的智慧在于，他不纠结于“用什么词”，而专注于“如何为词注入正确的意涵”；不回避争议性称谓，而通过历史考据、时间卡位、立场宣示等多重策略，将争议转化为捍卫主权的阵地。
从片马之争中“黎”字的坚守，到东北著述中“满洲”的使用，他始终践行着一个原则：主权的合法性，不在于名称的新旧，而在于其是否能被历史与现实共同锚定。当我们穿透“满洲”二字的表层争议，看到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侵略面前的战略定力——他用笔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让任何试图割裂东北与中国的企图，都无法跨越这座用史实与良知铸就的桥梁。这，正是“满洲”二字在周沆著述中最深刻的意义。
